大话2科举题库,是否真像如来佛祖所说?

2023-08-04 10:10:03 51阅读

1、大话2科举题库，是否真像如来佛祖所说？

普度众生不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话只不过都是统治者欺骗大众的大话套话。要知道，一部作品，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人物形象，他是作者抓住时代的典型加以勾画而成的。

《西游记》取经团队中，不光是唐僧，孙悟空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经可取。而孙悟空的形象就是以吴承恩本人为现实原型的。

大话2科举题库,是否真像如来佛祖所说?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县人。生于明弘治十三年( 1500) , 自幼即以文名冠于乡,但在科举场中屡试不第,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了一个岁贡生,六十一岁时,因为母老家贫,屈就长兴县丞,后与长官不和，即辞职而去。之后，曾一度到杭州居住,不久即归故乡。七十一岁时,始写《西游记》，写成年未知。死时八十三岁,无子。

我们从他的简略生平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才士,尽管才学满腹,却屡试不第,四十五岁才得了一个岁贡生,怎能使他低头屈服呢?于是,满肚子的不平便产生出他的"叛逆”思想，这种思想,具体表现在他重新塑造的孙悟空的形象上。他把一个毫无世系、连姓氏父母也没有的石猴塑造成一个正面的典型人物,赋予他一种反抗斗争的精神;而把传说中的状元之子和大唐皇帝的御弟玄奘,塑造成一个胆小如鼠的“脓包”, 成为取经的傀儡。这种对于封建宗法门第的讽刺,对于统治阶级懦弱无能的讽刺,已可说是无比的尖锐了。再即孙悟空的“大闹天言”来说，作者的”叛逆”思想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但是作者终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于无可奈何之际,还得承认了如来佛的手掌——这只手掌,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还得承认了观音菩萨的紧箍儿——这个紧箍儿,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和法律。由此看来,吴承恩的思想是存在着一种苦闷的矛盾而得不到解决的。

而所谓的取经，只是为了禁锢思想，把原本“自由”的人牢牢攥在手里，不管是戏里戏外都可以看出，这一切只是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发动的，为了掩饰自己的罪孽，粉饰天下太平，通过各种封建礼数，思想禁条来约束民众思想。戏中，唐王派唐僧去取经，只是由于自己杀人无数，罪孽深重，为求安抚亡灵而安排的一场马拉松。戏外，从作者本身的个人遭遇也可看出。

同样可以联系现在，一些表面光鲜的明星，通过一些不法手段取得了一些钱财，为了掩饰自己之前的行为，通过做慈善活动来为自己做遮挡。

2、女人看男人的关注点在哪里？

作为一个30岁，在婚恋市场相亲超过8年的大龄女青年，我来谈谈我的看法。俗话说“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但是没人会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看你的灵魂有没有趣。

这几年我在婚恋市场上，走马观花，相亲过的男人没有10个也有8/9个了,虽然至今单身，还没把自己嫁出去，但是看过的各种各样的男性真不少。

看的多了，我也有一套自己的准则，我会按照以下顺序来看一个男性。

第一，整体形象

见到相亲对象，第一印象决定了你会不会跟他有下文，那第一印象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整体的形象，对方是不是干净清爽，落落大方。

一个人的整体形象是身高、长相、衣着、气质、表情、肢体语言的结合体，可能有些人他的脸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干净利落有气质，这也是个加分项。

因为长相是天生的，没法改变，而气质却暗藏着这个人的内在品质，如果这个人二三十岁看起来就很油腻，挺着肚腩，穿着随意，那这个人生活中对自己一定没什么要求。

如果一个人精神抖擞、走路腰杆挺直，穿衣服干净利落，不胖不瘦，那这个人对于自我管理是有要求的，我喜欢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虽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但是颜值是天定的，但是只要是个精神小伙，干净清爽，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我不会去执着于那张脸，反正看久了都一个样。

第二，身高和身材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高，所以我不希望找个太矮的，我自己倒是无所谓，但是为了后代考虑不是，要是以后生个儿子，还像他爸妈那么矮，怕他自卑，以后不好找媳妇。

怎么说也得在170以上，170以下的男性也不多了吧，所以我这要求也不算高，至于身材，我是真不喜欢胖的。

因为胖的人，往往对于自身没有要求，不自律，为什么会胖？还不是吃出来的，那如果你告诉我，你天生就是个吃货，也行，但是吃完了，得动啊！

又喜欢吃，又不喜欢运动，很少有吃不胖的吃货，就算现在不胖，那也是因为还没到胖的年纪，因为我喜欢运动，也喜欢在生活中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所以我真不喜欢懒癌患者。

其实我的要求里，除了身高这一项是天生的，其他都是后天的，天生的你无法改变，但是后天的，却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三，谈吐和谈资

从谈吐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从谈资可以看出他的视野和层次。

相亲的时候，其实一顿饭基本就可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我想要找的人，在的交谈过程中，大概能知道这个人的跟自己聊不聊得来，三观是否一致。

成熟的男人，礼貌周到，不高谈阔论，不斤斤计较，也不以自我为中心，吃饭时他会像绅士一样照顾到女方，聊天时也会把更多的话语权交给女方。

相反另一种类型的男性，会显得浮躁，喝点酒就开始夸夸其谈，自己有多厉害，他朋友有多厉害，他们家有多厉害，所以喝点酒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品质。

当然对于谈资，可能作为我们普通人，真正能有好谈资的人并不多，除非这个人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比较多。

但是如果谈吐不错，谈资可以容后再议。

总结：

我看男性，如果以上三个能达到，我会试着相处，至于家庭、工作和收入，我觉得倒是其次的，只要不拖我后腿就行。

如果真达到以上三个标准，那么就算出生贫穷，也不会混得太差，至少也是个潜力股。

对于男性的审美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看法，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依然还有很多人说我挑，你们觉得我这样算挑吗？

3、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谁对国家贡献更大？

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谁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更大？曾国藩

（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出生普通耕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

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李鸿章

（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fú]，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一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于北京。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之后，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左宗棠

（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名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虽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由幕友而起，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平定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推动新疆置省。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1885年（光绪十一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清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

宗棠著有《楚军营制》、《朴存阁农书》等，其奏稿、文牍等在晚清辑为《左文襄公全集》，建国后又辑有《左宗棠全集》

东平闽浙

1860年（咸丰十年），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 [23] 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清廷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2年1月），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进军浙江，在随后的两年中，他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的配合下，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1863年（同治二年）升闽浙总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他在浙江采取种种恢复经济的举措，并攻克湖州等地，从而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二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最终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

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西靖陕甘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其初期的主要首领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暴动，其主要首领有马兆元和马化龙。由于当地起义军的活动，陕甘局势几近糜烂，而总督杨岳斌不能有效控制局势。这种情况下，清廷于1866年（同治五年）9月谕令左宗棠前赴陕甘。

1866年（同治五年）末，左宗棠动身，准备率领各军平定回乱，但因西捻军进犯陕西，加之左宗棠认为捻强于回，遂首先重点镇压捻军。

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陕甘总督由穆图善署理），屡次击败捻军，但因回乱牵制、捻军机动灵活等因素而难以彻底取胜；延川、绥德还多次被回民军攻破。是年末，捻军由陕入晋，继而入河南、直隶，京师震动。左宗棠与李鸿章、李鹤年、官文皆受革职处分。左率军追击，并且建言献策，最终于1868年（同治七年）协助李鸿章消灭了西捻军。左宗棠在入京觐见时指出平定陕甘仍需五年时间。

1868年（同治七年）末，左宗棠进军陕北的延安、绥德、榆林一带，至1869年（同治八年）初先后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统领的起义军。随后他进兵董志原，大败盘踞和被驱逐于此的回民军，4月攻占该地，肃清庆阳、泾州。在此期间，刘松山、高连升部相继发生兵变，高被杀，左宗棠大怒，对叛变兵勇严加惩处。左宗棠并在当地推广代田法、区田法，努力恢复生产，并拨款救济饥民和归降者。这时，左宗棠已认定盘踞金积堡一带的马化龙是回乱的罪魁祸首之一，遂派刘松山进攻马化龙的金积堡。同年，左宗棠由泾州进驻平凉，接陕甘总督印。

1870年（同治九年）2月，刘松山阵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其后，马化龙鼓动回民军大举进犯陕西，不过这些部队缺乏系统组织、有效领导，被清军击败，也未能动摇左宗棠攻克金积堡的决心。左宗棠以松山之侄刘锦棠代替刘松山，又调动重兵围攻金积堡，终于在1871年1月（农历仍为同治九年）取胜，马化龙父子投降后于3月（同治十年正月）被处死，其部众1800余人、“伪官”80余人亦予骈诛。左宗棠赏加骑都尉世职。

1871年（同治十年），肃清后方后，左宗棠进攻甘肃河州，当地回民军领袖马占鳌顽强抵抗，清军屡屡受挫，但始终坚持作战。在左军的强大压力下，马占鳌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投降，所部被左宗棠编入清军。回民军的主力至此已经被消灭。

1872年（同治十一年），左宗棠派刘锦棠克复西宁，白彦虎等退入甘肃；他另派徐占彪进攻肃州，但肃州久攻不下。同年，左宗棠驳斥朝臣宋晋停造轮船的主张，并在兰州创办甘肃机器制造局（即兰州制造局）。8月，左宗棠入驻陕甘总督驻地兰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西宁回民军首领马桂源投降，被押往兰州并处死。随后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庆、金顺、刘锦棠等部大举围攻肃州，其后还亲往肃州督战。此役中，白彦虎等退到新疆。11月，肃州回民军首领马文禄被迫投降，后被处死，其部属和部分老幼共约有七千人被屠杀；左宗棠事后承认“自办军务以来，于发、捻投诚时，皆力主‘不妄杀，不搜赃’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肃州之役，则“不能尽行其志”。随着肃州克复，陕甘回变告终。清廷着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推动甘肃省与陕西省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以免甘肃考生赴陕乡试之苦；他还推动西北茶政改革，镇压闵殿臣之叛。8月，左宗棠补授大学士，不久又补为东阁大学士。

进军新疆

1864年（同治三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影响，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其中，围绕喀什噶尔展开争夺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由此引来该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他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沙俄亦趁机于1871年（同治十年）7月侵占伊犁。

伊犁被攻占引起清廷重视，清廷命景廉、成禄等率军出关，并令左宗棠派兵进剿，因陕甘回乱尚未平定，左宗棠认为：“此时兴师远举，并非稳着。”但他仍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派徐占彪进兵肃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左宗棠致信总理衙门，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若外交失败、不得已与俄军交战，清军亦未必不能够胜利。这样，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准备收回伊犁的方针。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军机大臣文祥赞同左见，全力支持之。与此同时，左宗棠弹劾景廉、成禄等原受命收复新疆而逡巡不进者，成禄被革职，景廉被调任。于是1875年（光绪元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张之洞

（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抗击法军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在

越南猖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封勇晋京。张之洞上陈抗法之事，多所谋划。

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中国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 ”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兴办洋务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抵住非议，继续延聘他们。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 [11] 。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八月，调署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 [12] 同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

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改革教育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担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这些新式教育活动使其教育强国的构想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张之洞为配合振兴实业，在湖北发展实业教育。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张之洞的经济近代化构想中，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为改良湖北农业，张决定创办农务学堂，培养农学方面的人才。农务学堂成为湖北实业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学堂，毕业后的学员也为湖北农业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兴办湖北工业。他认为，中国士人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学习“工艺”，而一般的工匠又没有文化知识，缺乏具有理科理论知识的人才，因此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探寻其原因；对于引进的机器，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这是中国人才匮乏，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发展新式教育就要有两类人才——工程师和技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将工艺学堂改办于原江汉书院故址，打算办成一所高等学堂。后因调职交于程颂办，使工艺学堂教学取得一定成效，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制造各种实用的新式机器。

第三，张之洞重视基础师范教育。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而教育的基础又在于普及小学。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查各国中小学教员都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中日教习也相互学习，就可以解决学堂的师资问题。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的师范教育行政体系取得较大的发展，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湖北的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4、怎么平衡书法传承和艺术创新？

“书不宗晋，终入野道”，首先这句话出自王铎之口。

王铎之崇古，之强调雄强，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对抗时风，追求不一样的东西。所谓时风，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形成的一种书写、审美方式，刚开始还是不错的，成“风”之后，就会大打折扣，逐渐僵化萎靡。王铎作为一个有追求、有理想、有性格的书法艺术家，自然不会随波逐流、坐视不管。那恰好是一个思想觉醒、个性解放的时代。与李贽等这样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对照当时的觉醒与解放，只能是相对而言。提及王铎，小编思考更多的是当下。王铎对抗董其昌，而我们的“时风”如何？我们该对抗什么？

王铎一生博学好古，工诗文，尤善绘画与书法，以书法闻名于世。明季书坛以王氏为代表的一派提倡取法高古，与当时的董派书风迥然不同。他刻意融合新机，形成自己的特色，给整个沉闷滞塞的书坛带进新鲜的活力。其论艺语曰：“……神气挥洒，不主故常，无一定法，乃极势耳”，这“神气挥洒”的风格与他的美学思想、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其学书渊源、学书方法密不可分。

一、挥洒之源

仍是处在封建社会的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对当时人们思想的专制统治依旧渗透到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集中表现儒家思想的，便是这早被皇家法定为《四书》之一的“中庸”。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作为政治伦理的同时也成为艺术审美的规范。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行为上循规蹈矩，在情感上温柔敦厚，从而维持人际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但却压抑了人的个性创新和活力的表现，导致艺术领域的模式和守旧，谁也不敢离经叛道，机械重复，惰性模仿。

明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禅宗思想的流行，泰州学派的崛起等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使得思想是比较自由，艺术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便有了李贽的评论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苦必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还嘲讽“千古一词”、“千年一律”的尊孔思想，无异于“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的随声附和之犬，他对尊孔言论和理学的批判，是对封建卫道者们的有力鞭挞……

处在这个时代的王铎也必然会受到明代哲学与文艺思想的左右，受到那些果敢进行艺术实践的大师们的影响。王铎是如何面对这部教条的“法典”的？王铎承认“中庸之理”吗？“心浮，多分外求奇，而中庸之理反失。”这也许就是王铎的“中庸之理”吧，也可以说他是认同的，但却是矛盾的“中庸”，因为读一读他的文论，《拟山园选集》卷八十二《文丹》便可得知，文论中的语句显示了和程颐的截然不同的境界，充满了“奇”、“变”、“胡乱”，讴歌“怪”、“怒”、“沉雄”。

如他赞美“怪”：“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

对胆、气、力也有独到的见解：“文要胆。文无胆，动即拘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笔无锋锷，无阵势，无纵横，其文窄不大，单而不耸。”“大力如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虎跳熊奔，不受羁约。”“文要一气吹去，欲飞欲舞，提笔不住，何也?有生气故也。”“全无气，不名为文。” “兔之力不如犬，犬之力不如马，马之力不如狮，狮之力不如象，象之力不如龙；龙之力，不可得而测已!”

又说“散”，“似散不散，似乱不乱，左之右之，颠之倒之”，等等。

这些文论是独一无二的、惊天骇世的。他在接受文人自由学风和叛逆精神财富的影响后，仍然不脱离传统精神而保持了继承与革新的平衡，提出响亮的“书不宗晋，终入野道”的复古口号，因此也有人称王铎的书法理念是矛盾的复合体。矛盾的“中庸”、矛盾的美学是来自王铎的殊遇---官场的矛盾、生活的困惑、心理的彷徨,降清带来的非议，虽数度身居高位却不被器识，他感到补天乏术，于是只求苟活了。“写字者，写志也。”虽然这些文论并非是书论，但却直接影响到他的书法风格，作品中蕴含了更多的燥迫、苦闷、无奈与颓丧,使作品挥洒出激烈的情绪宣泄和左突右冲的险崛不羁，可以说王铎的创作也是传统与反叛的相互交织。

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评：“铎书宗魏晋，名重当代，与董文敏并称。”，但作为王铎，不甘心“并称”，他是“辄强项不肯屈服”的，因为他的愿望是“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决心要与董其昌和赵孟頫另辟蹊径，创作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余于书、于诗、于文、于字、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跂彼室奥。恨古人不见我，故饮食梦寐以之。今再审观，亦觉有所证”，这可以看出王铎为了寻找不同与时人的立足点而用心良苦。“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呜呼！诗与古文皆然。宁独字法也”。其“嫩弱俗雅”一针见血的点出了董的弱点，不沉工楷，厚重不足。王铎则钻研《阁帖》，抓着《阁帖》中的二王，再广采博学钟繇、颜真卿、米芾诸家，偏重雄强沉厚，这就是针对董书的气单力薄而有意用功的。如沙孟海说：“（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有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王’。”再如清张庚《画征录》：语“余于睢州蒋郎中泰家见所藏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明季之书者推董文敏。文敏之风神潇洒，一时固无所及者。若据此卷之险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文敏尚逊一筹。”

二、挥洒之本

“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刘勰《文心雕龙》），模仿是学习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手段。同样，王铎的“神气挥洒”和“无一定法”状态是建立在深厚的沉淀中的，反复的出入古贴，才能化古为今。

王铎自己常谓：“余从事书艺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日多”。这种意图建立在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上的创新，确实是身体力行的。据不完全统计其传世作品（墨迹和刻帖）约有400余件，而临作竟占约二分之一。

综合其临古书迹来看，绝大部分是《淳化阁帖》中的羲、献诸帖。上及张芝、钟繇，下至南朝诸名家。小楷学钟；大楷学颜、柳；行书学二王外，参颜与梁王筠法，而主要得于米芾。临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横卷或册页形式作较忠于原帖的临书；一是以狭长条幅的形式作表现式的临书，由于意在透过古人表现自我，故经常以「背临法」书写，将自己的情感情绪融入其中，对古帖采取再诠释的仿古，而能不受古帖的羁约。这类的临书以长条幅的连绵草最具代表性。

前者最典型的例子，是以《淳化阁帖》为临仿目标的《琼蕊庐帖》、《拟山园帖》及晚年数本《临淳化阁帖》。另外，王铎临写《兰亭序》、《圣教序》之作品亦皆忠于原帖，虽然在用笔、用墨、笔画粗细、映带、行气章法上有些许变化，但仍属较忠实的临书。后者如：《临王献之鹅群帖》（1640）、《临王羲之阔别帖》（1644）、《临王羲之小园子帖》（1639）等等，运用不同笔的材料、墨色或夸张的字体变形，或某一风格特征的强化，使视觉效果更加强烈。这种临书方式，已完全脱离古帖，只以古帖文字为其内容，实际上仍是自我书风的摸索。

作为“叛逆”书家的王铎一生学古、崇古，原因大概有三：一是王铎意识到自己书法的疏狂犷野，用晋书来调和，在矛盾和差异中求得统一，他所说的：“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信者，不过文其不学耳。”即是一证。二是王铎努力与时风拉开距离，另辟蹊径，想突破一直以来时人都学赵、董的道路，在借古方面游于晋人之间，从源头上寻找突破。三是从元代到明代都在不同程度的“复古”思想下，这个思想的惯性和定势使得任何前进与创新都必须被冠以“复古”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和站稳阵脚，王铎的以“宗晋”为旗帜而自出新意，也许就是这样。

三、神气的技法表现

1．点、线、面与动静

点、线、面是平面构成里的基本元素。所谓构成（包括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是一种造型概念，也是现代造型设计用语。其含义就是将几个以上的单元（包括不同的形态、材料）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单元，并赋予视觉化的、力学的概念。其中，平面构成则是以轮廓塑形象，是将不同的基本形按照一定的规则在平面上组合成图案，造成既严谨又有无穷律动变化的装饰构图。

用我们今天的平面构成原理来纵观王铎书法，发现其中也处处充斥着点、线、面的合理组合，给欣赏者以视觉的冲击力。这里的“点”，一是可以看作王铎作品中单字的造型、轻重、大小的变化；二是作品中各不相同的点法，点缀着整幅作品的画面。单字不同大小、不同疏密构成的“点”混合排列，使之成为一种散点式的构成形式，如王铎的诗稿书法等“雨夹雪”式的章法形式，大小差参，刚柔相济，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在大量的立轴和横幅作品中则是常以由大到小、由小到大的“点”按一定的轨迹、方向进行变化，使之产生一种优美的韵律感。

“线”是“点”移动的轨迹，比“点”更能表现出自然界的特征，自然界的面和立体，都由“线”来表现。如树枝，灯柱、电话线、绳子等。它和“点”一样都是通过对比而产生视觉单位的。通过“线”的方向，远近，大小，造型能产生给人们不同的感觉。例如徒手乱画的线富有个性，象征自由，曲线富有张力等。王铎作品中的“线”是单字上下组合而成的行，其每一行都极力摆动，左突右伸，似穿了线的珍珠随波摆动；而行与行之间也是有疏有密，有呼应有对比。在平面构成上疏密变化的线，粗细变化空间,虚实的空间相组合便产生透视空间的视觉效果。

孙过庭《书谱》中指出：“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王觉斯用墨突破前人，尤其体现在草书上，一笔连绵墨尽始蘸墨。王铎之使用涨墨亦是融画入书，涨墨的运用和较粗重的用笔使“点”块面化，使笔画自然渗化，粘结成块，造成一种模糊、浑沌、残缺的美，使得作品中的“面”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更与董字拉开了距离。在行草书的运笔过程中，实笔与虚笔由于运笔时所受力的不同，也产生不同的墨的色彩：一是浓淡；二是燥润。渴笔使飞白自然脱出，与涨墨形成鲜明对照，满纸烟云，墨汁淋漓，温润酣畅。点、线、面的丰富组合使王铎作品产生一派生机盎然的气象，如山水画中远景、中景、近景皆有，皴法、染法并用，层次分明而又协调统一。

马宗霍语：“明人草书，无不纵而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未易语此”。王铎书能大小、肥瘦、宽窄、轻重相对比，极力变化。通篇的气势贯畅，惊心动魄，给欣赏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从整体到单字，都动势十足。“势”在《辞海》中的解释为：“冲发或冲击的力。形势、气势。”。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都存在“势”，点画在运动中形成相互关系，独立的上下字之间也因“势”形成运动的关系，便能使作品和谐统一，气息贯通，所以张怀瓘说：“必先识势，乃可加工。”

“动”与“静”是矛盾着并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在书法中亦然。从点画上看，水平、竖直的笔画是“静”态；倾斜的笔画产生“动”态，其倾斜度接近45°左右时动势最强。从字型的外轮廓看，方正的属于“静”态；不规则、三角形、倚斜的则属于“动”态。王铎书法中的“势”多体现在“动”态。如作品中大多数单字的底边都呈斜势，或斜向右上，或斜向右下，加之横、竖等笔画的倾斜则使单字产生了左倾或右倒的动势，而下一个字便会“接住”这个流淌下来的“势”，再用自身的摆动将其顺畅的传接到下一个字，如此连绵不断，如流水一般势不可挡。

“动”态虽赋于生命力，有较强烈的感情色彩，但也容易失于骚乱芜杂，缺乏秩序感，这就需要“静”的补充与调和，如作品里间或用结构的平正、行笔的缓慢和牵丝的减少来调整节奏。“动”与“静”各有所长，既矛盾也统一，统一在一幅作品中分清主从关系，便构成了意味无穷的艺术性。

点、线、面的丰富使用，势的强化，动静的结合使王铎作品有如诗词的平仄韵律，抑扬顿挫。这些都是从书法的技术层面上来分析的，而王铎创作过程中则是由情感的起伏形成的风度和格调，“字为心画”，不同的心情形成不同的节奏，便有了不同的韵律，表达出不同的心理状态。

2．点画与结构

王铎作品中线条组合的衔接，是通过单字字型的大小和整字的浓淡来调整节奏变化的，在整幅作品中就产生粗线条的字和细线条的字的对比。单字中线条粗细的变化主要是通过首笔与末笔的轻重关系：一个字首笔重起，末笔便轻收；首笔轻起，末笔便重收，下一个字又承接这种轻重的规律，造成节奏变化和粗细对比的。

其点画的形态是跳跃的，其长短、粗细、刚柔都有很大的反差，这些点线的组合又是左右支出、上下拉扯着，每个字的形象、每行的关系也都是充满对抗和冲突，使得书法的张力、运动的美感都在这力的冲突中得到最大幅度的提高和强化。这种夸大和突出的表现力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节奏、速度更相契合，所以更容易引起人们心理共鸣而广受欢迎。

所谓王字、欧字、颜字等的区别，不外乎是字的结构与用笔这二者的不同。其中结构是关键。如《九成宫醴泉铭》从通篇看，字与字间隔较大，这种章法是其单字中宫紧密，向外伸展，避免伸长笔画的碰撞而形成的；而《颜勤礼碑》较之欧楷，字距小，是由于单字的中宫较松，外部呈环抱状有关。可见结构决定了章法。试将明清之际的张瑞图、倪元璐书法与王铎书相比较，王铎的字内的空间与字外部的空间对比反差不大，中宫较松，字字距离较紧，不难看出觉斯书法有颜真卿书法的伟岸、雄强特质，这恐怕是与他推崇颜鲁公分不开的。结体上求“险”，他喜欢解散人们习惯的处理方法，对点、线、部首进行个性的组合。这些组合常常是通过欹侧、聚散、挪移、夸张来完成的，左右分量，相互牵制，以达到均衡。

世无完美之说，凡事也必有正反、阴阳。王铎作品中依然有一些微瑕之处。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董其昌。董其昌曾语：“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王铎是要跳出董其昌的藩篱，便绝不用心于“巧妙”，其实这是王铎对董其昌的矫枉过正。董取米芾的率意天真，王铎则学其纵肆欹侧、笔势雄强的痛快，极具体势。赵孟頫曾评米字：“米襄阳书，政如黄太史作诗之变，芒角刷掠，求于椟韫川媚，则蔑有矣”，指出了米芾书的躁露怒张，缺少华丽蕴藉之态。王铎主要得力于米芾，得在势与笔力，而失在韵致。若以秀雅论，王铎已不能与董其昌同日而语了。

正如黄庭坚所说：“《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弊于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