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岛围攻,党项人是怎么占有四州之地的呢?

2023-06-16 21:35:04 86阅读

寇岛围攻,党项人是怎么占有四州之地的呢?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西夏是宋朝对西夏的称谓,他们称自己为大白高国。西夏立国是在李元昊时期,占有四州之地也是李元昊时期的事。所谓的四州是指河西走廊的四个州,即瓜州、沙州、肃州、甘州。

寇岛围攻,党项人是怎么占有四州之地的呢?

下面我就详细聊聊西夏国:

一、党项的兴起与族源

党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本西羌之一支,原居青藏高原。汉文典籍有关党项的记载首见于唐魏征等所撰的《隋书》,《隋书党项传》记魏、周之际,数来扰边,但《魏书》、《周书》不载党项事。其后唐李延寿撰《北史》、杜佑撰《通典》,五代、北宋修纂的《旧唐书》、《新唐书》、《五代会要》、新旧《五代史》、元修《宋史》等都有党项专传,这些史书中或直接称党项为“党项羌”)。

西羌与党项的关系,据《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汉代西羌主要居地是:”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赐支,或析支,即指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地方,这里是羌族发源之地。

古析支既是党项初起的居住中心,则他们当与西羌同源。早在汉代西羌曾大量内徙于河陇及关中一带。遗留在原居地的广大羌族在西晋末为吐谷浑所统治,其势微弱。自西魏废帝元年(552年)至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附属于吐谷浑的宕昌(中心在今甘肃宕昌)和邓至(中心在今四川九寨沟县)两个羌族小政权相继为西魏和北周灭亡之后,“党项始强”。以后,宕昌、邓至有部分融入党项,成为其组成部分。故《隋书·党项传》称“其种有宕昌、白狼”云。

因此可以说,党项羌应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

自北周后,党项羌兴起,其分布地域,据《隋书·党项传》的记载:“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市),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到唐代初年,活动范围有所扩展,史书记述亦较准确。

《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其界东至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今新疆若羌)南杂舂桑、迷桑(今青海、四川交界处,果洛、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带)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甘肃南部一带),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关于党项人的发源地,据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献中一首记载党项祖先的颂诗称:“黔首石城漠水边,亦面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

20世纪初以来,中外西夏学家对诗句进行过多种译释考证,说法不一,但基本肯定是一首记叙党项祖先发祥地的史诗。即“黔首”与“赤面”指党项人,因其脸色黝黑,并用红颜料涂面。

“白河”即今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古称白水。“弭药”是党项人自称,后吐蕃沿用此名。该诗概述党项羌的原分布地是在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与汉文典籍记载相合。

《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党项有八部:“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姓之中复分为有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拔氏最为强族。”

除上述党项八部外,据两唐书《党项传》记载,在赤水(今青海共和)以西有“黑党项”与居于河西大积石山的雪山党项两大党项部落。

二、党项的内迁

唐贞观年间,在党项拓跋部内附前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不断出兵攻击党项诸部,与唐争夺凉、松、茂、將(今四川西部和西北部、甘肃东南部)诸州地区。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

十二年(638年)吐蕃进攻唐松州,松州都督府所辖的党项羁縻州阔、诺(今四川松潘西)二州刺史、党项羌酋以州叛归吐蕃。唐高宗继立后,吐蕃势力开始向北扩张,到唐仪风年间(676-679年),吐蕃更是不断寇扰唐部、廓、河、芳、扶、松等州。到永隆元年(680年)前后,“吐番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嵩等州相接。其时,些党项羁縻州开始废置,或处于“或臣或否”的状态之中。

一些党项部落开始向内地迁徙。到开元(713-741年)中,在吐蕃势力愈炽、唐军屡屡失利的情况下,党项拓拔部上表唐朝,请求内徙。玄宗同意拓拔部的请求,下诏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安置其众。辖下的二十五个羁縻州的党项部落,也随着一道内迁。主要的党项拓拔部及野利部。从开元年间从松州到庆州的迁徙,是党项拓拔部的第一次大迁徙。

党项的内徙并不是唐朝有计划地按原党项羁縻州进行内迁,而是他们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的、陆续向北迁徙。内徙党项的分布,据些史书的记载,主要在陇右道的洮、秦、临等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才又复置或重置一些党项羁縻府州,寄治于庆、灵、秦等州。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全力对付叛军。河陇空虚,吐蕃乘机出兵攻占河陇诸州,并向关内进逼。内迁的党项乘机向南寇扰邠(治所在今陕西邠县)、宁(治所在今甘肃县)等州。

内徙党项的第二次迁徙起于安史之乱后的至德年间,到永泰元年,前后约十年。这样,经过党项第二次大迁徙,内徙党项逐渐集中到灵、庆、夏、银、绥、延、胜等州。

内徙党项部落经过第二次大迁徙后,逐渐按地域形成为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史书记载有以野利部为主的“六府部落”,以拓拔部为主的居庆州陇山之东的“东山部”和居住在“地惟沙碛,谷称平夏”之地的“平夏部”。

据史书记载:党项诸部经过第一次大迁徙后,其留在原居地迁的党项部众为吐蕃役属,成了吐蕃的“奴部”,吐蕃称其为“弭药”。

三、党项拓跋部的崛起

有关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活动的记载,始于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旧唐书·僖宗纪》:中和元年正月“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并赴京师讨贼”,三月“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等同盟起兵,传檄天下”等。

在平定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拓跋思恭因功被唐朝赠夏州节度号为“定难军节度使”。中和二年(882年)僖宗又以拓跋思恭“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旋即加封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按史载黄巢起义军最后被镇压,是在唐中和四年(884年)七月,则拓跋思恭封夏国公,赐姓李氏当在此时。

至此,党项平夏部、拓跋氏集团,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的机会,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

唐朝虽然最后镇压了黄巢起义,但其本身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更加衰弱了。在围剿起义军的过程中,诸藩镇势力得到壮大。

思恭卒时,为保存夏州实力暂由其弟思谏继任节度使,过了一年思恭子成庆势力增长、思谏即主动将节度使一职让与成庆。后成庆卒,思谏复任节度使,由于成庆任节度使时间不长,思谏前后均任此职,故《新唐书·党项传》略去成庆,而直书思谏继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

唐未,党项拓跋氏崛起,并达到极盛阶段,名兼四镇(定难、保大、静难、宁塞)实领定难、保大三镇之夏、绥、银、宥、鄜五州之地,但以其实力远不能与关中及中原、河东诸镇争强,在唐末藩镇激烈的争斗中,保大军节度使拓跋思敬为李茂贞所逼,离开自己领地降于朱全忠。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谏不得不依附于朱全忠,从而保住党项拓跋氏割据夏州的势力。

五代时期的夏州党项割据势力,名义上先后依附于北方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受其封号,朝贡不绝,而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的独立,虽屡遭挫折,仍得以周旋维持,并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与发展。

三、西夏建国前的准备

1.李继迁收复故土

当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改元建隆,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闻赵匡胤即帝位,立刻遣使奉表称贺,并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以示归附。宋太祖嘉其行,仍令“使守太尉”。李弊兴为讨好宋廷,曾主动出兵抵御北汉对宋朝的侵扰,并向宋朝贡奉马匹与牦牛;宋太祖亲命工匠治玉带赐彝兴,笼络其感情。

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卒,子李光睿继位。开宝五年(972年)李光睿闻宋太祖解除诸将兵权,遣使表请入朝诏令不许。九年(976年)率兵助宋攻北汉。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李光睿避太宗讳改名克睿,太宗嘉其助讨北汉之功“加检校太尉”。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李克睿卒,子继筠嗣位,四年三月,宋太宗亲征北汉,继筠遣将于黄河列寨,东渡黄河略北汉地以张宋军之势。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李继筠卒,因子幼不得嗣,以其弟衙内都指挥李继捧嗣为留后。

其时,夏州李氏政权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内讧,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弟克顺等率兵袭击夏州,被李继捧处死。七年(982年)三月,李继捧从父,绥州刺史李克文上表宋廷,要求令继捧入朝,免生变乱。太宗即遣使诏命李克文权知夏州,以西京作坊使尹宪同知州事。李继捧被迫于五月举族进京,向宋朝献出夏州节度使所属“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留居京师。

自李继捧入朝,族弟李继迁,时任定难军都知蕃落使,因与李克文不和,故率领自己的部下居住在银州。不久,宋廷派使臣诏令“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继迁才知李氏的五州之地已献宋朝。继迁遂召集弟继冲、亲信张浦等共谋对策。最后根据张浦对夏州拓拔内部与宋朝形势的分析,确定“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战略。

于是,李继迁诈称乳母死,出葬郊外,藏兵器于棺中,率数十人出奔夏州东北三百余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东北)。继迁并出示其曾祖拓拔思忠画像,吸引党项拓拔氏部族参拜,以恢复祖业相号召,积聚势力。

在宋辽持续对抗之时,李继迁利用这个机会,主动与辽结盟,欲借助契丹对付宋朝以图恢复祖业。至道二年(996年)三月,李继迁侦探清楚宋军将押送四十万石粮草到灵州,遂亲自领军于灵州通路浦洛河(今宁夏灵武南),截获了这一批粮草,然后进围灵州,聚兵困城。宋五路出师救援,李继迁采用灵活的迂回战术,使宋军人困马乏,无功而还。

至道三年(997年)二月,宋太宗卒,真宗赵恒即位。十二月,李继迁受诏致哀“遣牙校李光祚至京修贡,表求蕃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真宗“姑从所请”,下诏特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复赐姓名,加食邑千户,实封百户,益功臣号。赐赍甚厚”。从此被李继捧丢失了十五年的党项李氏故土又得到恢复。但是,这时候的李继迁,已非收复故土而能满足了。

2.迁都灵州

灵州位于夏州西面,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为唐、宋时代西北边疆的屏障。灵州以西,古代丝绸之路要道河西走廊上,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因而灵州成了宋朝以及回鹘、吐蕃、党项各族势力争夺的焦点。

李继迁屯驻积石河后,西州回鹘可汗禄胜和六谷部首领潘罗支都奏请宋朝讨伐李继迁,故李继迁确定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战略方针。宋朝深知灵州的重要,但两次粮运被截走的事实,使宋朝深感坚守灵州重镇之难和失去灵州的后果之严重。

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李继迁以万骑攻灵州不克,令士兵垦种四旁膏腴之地,对灵州进行长期围困。九月,遣牙将赵光允以向宋朝贡马之名,暗中潜入定州、怀远、保静、永州、清远军等河西五镇,使灵州成为孤城。咸平五年(002年)一月,灵州陷落,知州裴济死难。

李继迁政占灵州,爱其山川形胜,打算从夏州迁都于此。其弟李继援说:“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遽尔迁弃,恐扰众心”。李继迁则认为“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化风,尚礼好学,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这表明了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李继迁的雄图大志。

3.攻取河西走廊

李继迁建都西平府后立刻向河西走廊扩张。咸平二年(1000年)十月,李继迁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出攻环、庆,而暗中移兵轻取河西重镇西凉府(治所在今甘肃武威)。西凉既得、灵州有了巩固的后方,“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

一个以“绥州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的庞然大物,初次出现在宋朝西北疆域的平沙瀚海中。正当李继迁新取凉州,自觉大势已定、踌躇满志之时,他不听张浦的劝告,轻信了新任宋朔方节度使吐蕃首领潘罗支的伪降。潘罗支乘其不备,秘密集结归附宋朝的数万吐蕃兵马,在继迁受降后回西平府途中设伏,李继迁中箭因伤死去,子李德明立。

李继迁临死时,一再嘱咐德明“倾心内属”依附宋朝。是他看到了党项政权的实力还不能同宋、辽争雄。景德三年(1005年)李德明派遣使臣到宋朝进贡,请求和好。宋真宗决定改变对“国危子弱”的西平政权的强硬态度,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招抚政策,以缓和对外矛盾,巩固内部统治,粉饰太平因而接受了德明的求和。

宋朝提出的媾和条件是:复授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颁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予内地节度使的薪俸,许党项人进入内地贸易往来;撤消青盐内输的禁令。

同时要求德明履行以下七事:

(1)归还灵州。(2)止居平夏。(3)遣子弟入宿卫。(4)送还被俘宋朝官吏。(5)解散蕃、汉军队。(6)释放被俘宋朝兵民。(7)边境发生纠纷向宋朝禀报处理。

在七项要求中,德明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作人质两项,因此宋朝对允许党项人进入内地贸易和撤销青盐禁令两项也作了保留。

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于宋景德三年(1065年)九月,正式签订了和约。李德明和宋朝缔结的和约,给党项西平政权带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从此,李德明解除了东顾之忧,专力西向扩张以完成李继迁制定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方针 。

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天圣四年(1026年),李德明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州回鹘(河西回鹘)进行了六次争夺甘州的战争,每次都遭到失败。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其子李元昊领兵攻打甘州,一战告捷,攻破甘州城,甘州可汗夜落隔通顺王仓皇出逃。元昊以攻陷甘州之功,被立为“太子”。

击败吐蕃,占领凉州,是李德明征服河西的又一重大军事行动。从咸平六年 (1003年)李继迁在攻占西凉后中箭身亡,四年后,李德明又 一次夺取西凉,不久又被回鹘夺回。此次元昊攻取甘州之后,固守西凉的回鹘人失去了大本营。宋明道元年(1032年)九月,德明令元昊率兵攻打凉州。元昊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吸引宋兵到环庆一带,使回鹘失去戒备,然后出奇兵突袭凉州。吐蕃六谷部众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归附湟水流域的确厮罗部。六谷部作为凉州吐蕃的政治实体宣告解体。

景祐三年七月,元昊攻下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回鹘,随即西进再克沙州(今甘肃敦煌),扼守了河西走廊的西大门,回师途中顺手把肃州(今甘肃酒泉)也占领了。至此,元昊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最终结束了甘州回鹘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与河湟吐蕃则大体以今天的大通河为界确定了双方的势力范围。

四、西夏王朝的建立

1.建国前的准备

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病死,其子元昊在兴州(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市)继承了夏国王位。

李德明死后元昊分别派遣使臣向宋、辽两国报哀。辽遣使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

但是、元昊的抱负志在摆脱宋、辽王朝的羁管“为帝图皇”,建立独立的党项族政权。早在青年时代,他曾对李德明臣服宋朝、完全照搬中原习俗制度的三套做法不满,提出了:“衣皮毛、事畜牧,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的质问。

所以元昊继位后,立刻进行了系列突出党项民族特点和增强民族意识的改制:

废除唐、宋“赐”给党项主族拓拔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称“兀卒”(可汗)。改宋明道二年(1033年)为”显道”以避父讳。次年,自建元开运,又改广运。

元昊下秃发令,“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从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

在服饰上,既表示不同于中原帝王又区别于党项贵族,即仿吐蕃赞普服饰“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并规定文武官员和庶民服饰。

最能表现元昊民族意识的是,在他继位之后即开始创制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他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仿汉字创制党项族语言文字,编纂成12卷,史称“蕃书”,西夏尊为“国字”,后人称西夏文字。

党项社会从唐宋迁居夏州一带近二百年中,处于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包围之中,深受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封建文明的影响。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党项封建制的初步形成,而封建制的形式,最便当不过的是照搬中原王朝的一套。

从李继迁时期的”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到李德明时期的“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都足以说明。由于李元昊认识到这一点,故在建国前实行的旨在恢复民族意识的措施与改制中,从根本上说仍然脱不掉中原王朝的窠臼。

如仿宋朝官制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建国后又仿宋制进行改革;采用宋朝宫廷朝贺仪式。推广仿汉字创制的西夏文字,并用以翻译汉文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向宋朝献马求取汉文“大藏经”,并译为西夏文。就连首都兴庆府的建设规划布局和特点都仿唐都长安、宋都东京,如城门以“光华”、“南薰"等命名,城市内外,街坊道路,丽园精舍,凌云高塔也莫不如此。今存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皇陵,始建于李元昊时期,民间称“昊王墓”,其陵寝制度“仿宋巩县宋陵而作”。

2.称帝与稳定政权的努力

元昊大庆三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为顺成懿孝皇后;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又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

次年,正月,元昊以臣子的身分遣使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王朝的关系与功劳,表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承认他的皇帝称号。得到的回应是预料之中的,宋朝不愿承认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宋朝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捉拿元昊,或献其首级。

元昊也立即断绝同宋朝的贡使 往来、频繁派岀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和汉 人投夏。遣人向宋朝投置“嫚书”: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 尤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助宋朝。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

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至五年,元昊向宋朝发动了多次进攻。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即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正月延州(今陕两延安)附近的三川口战役;四年二月,镇戎军东南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战役;五年秋镇戎军西北的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都以元昊大获全胜告终。元吴为此踌躇满志,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而宋朝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连年战争使夏国民穷财尽,人怨沸腾,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境内部族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或逃奔 宋朝。

夏国兵力到战后已处于"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 的境地。特别是由于战争爆发,宋朝停止了对夏国大宗银组、 钱的“岁赐”,关闭了边境榷场,禁止夏国所产青白盐入境,使夏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基于夏国内外原因与实力,元昊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故试探向宋朝求和。而其时夏、辽关系的恶化是促成夏、宋媾和的重要原因。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但元昊接待宋使不用臣礼,以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

至此,一个稳固的西夏王朝才算正是步入正轨,经过三代父子的努力,西夏终于成为可以于宋、辽三足鼎立的大国。

为什么只能排到地煞之列?

病尉迟孙立的实力足可比肩五虎,题主说得没错。此处,举一个战例来支持一下题主的观点。

《水浒传》第五十四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摆布连环马”,孙立被派去打第五阵。前面四阵的主将分别是秦明、林冲、花荣、扈三娘。这五员战将中,除了扈三娘外,其余几位战力相当,恰是呼延灼的对手。

战阵一开。林冲首先与呼延灼打了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孙二娘不知高低,叫住花荣,接战呼延灼。两人只打了不到二十合,呼延灼一鞭打在扈三娘刀口上,吓得一丈青赶紧败走。此时,孙立出场。病尉迟一见呼延灼用双鞭,就把自己惯用的那管长枪带在手腕上,绰起竹节钢鞭,迎战呼延灼。

孙立单鞭对双鞭,而且,手腕上还挂着一把长枪,可谓单臂斗呼延。这二人一番大战,三十余回合不分胜败。两人打得非常热闹,一旁观战的宋江不住的喝彩。

孙提辖上阵,惯用枪而极少用鞭,等于是拿自己次一级的武艺,与惯使双鞭的呼延灼杀了个难分难解。更为厉害的是,孙立一只手还带住一杆枪,这样都能与五虎将第四名战平,难道孙提辖不够五虎将的水准?

武艺是够条件了,但孙立其他方面怎么样呢?他为何就进不了五虎将,甚至连三十六天罡榜都未能挤进?其中大有缘故。

孙立被下放到地煞行列

话说大宋宣和年间,孙立、杨志、李进义(玉麒麟)、林冲、王雄(杨雄)、花荣、张青(清)、徐宁、李应、穆横、关(必)胜十二个指使结为兄弟,一同押运花石纲。途中,孙立落后,杨志便在颍州等候他,其他十个兄弟先期到达汴京缴令。杨志苦等孙立不来,天降大雪,阻断归路,杨志不得不变卖宝刀,然后,在颍州城杀了一个纠缠的恶少。

杨志杀人后,便被官府判充军卫州。押解途中,孙立来了。孙立一见杨志被充军,立即赶到汴京,邀集了所有兄弟,赶到卫州途中,杀了解差,与杨志一同去太行山落草为寇。后来,晁盖劫取了生辰纲,上梁山后,感到实力单薄,便力邀太行山的孙立等人入伙。

这是《大宋宣和遗事》中孙立的故事,施耐庵据此在《水浒传》中写了这个人物,但却做了很大的改编。除了故事而外,最大的改写,就是把孙立从三十六人名单中划拉了出来,降格为七十二地煞。

《大宋宣和遗事》中有一份梁山三十六人名单,但是,这份名单说的是三十六人,实则有三十七人。因为,它把“铁天王晁盖”也列进去了。后来,综合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的三十六人名单,施耐庵从《大宋宣和遗事》中拿掉了四个人,补充进龚开名单中的四人进了三十六天罡。被拿掉的四个人中,就包括病尉迟孙立。

与孙立同时遭到降级处理的,还有摸着云杜迁、火舡工张岑、铁天王晁盖。而晁盖不仅被剔出三十六人之列,地煞中也没了铁天王的位置。这四人被请出之后,谁又补了缺呢?水浒迷都知道,其中两人分别是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另外两个是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

解珍、解宝及阮氏两兄弟兄弟虽然不在《大宋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名单中,但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却有解氏、阮氏兄弟的大名,也属于三十六天罡级别的人物,绝不是他们将孙立挤出榜单的。因而,宋江以解氏兄弟打压孙立一说,根本就不存在。

孙立原本就在三十六天罡之列,无论施耐庵所据那种蓝本,病尉迟都毫不例外的占据一席。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孙提辖被打入七十二地煞,且只排名第三呢?

孙提辖有病

我绝不赞同宋江有意打压之说,也不同意孙立出卖师兄栾廷玉而导致排名靠后。孙提辖失去天罡资格,首先一条原因,与他的绰号有关。

有人将“病尉迟”解读为赛过尉迟敬德,这是不合理的。还有观点说,“病”通“并”,说是病尉迟可与真尉迟并列,一样厉害。“病”就是病,不与“并”通假。所以,施耐庵在描写孙立的形象时,说他:谈黄面皮,落腮胡须。这不是有病吗?演义中秦叔宝,也是淡黄面皮,最终真的是病死的。而且,中晚年后经常吐血,患病是家常便饭。

与孙立同样是“淡黄面皮”的,却有一位天罡人物,病关索杨雄。此人真的有病,没上梁山时就得病了。杨雄实则“杨伟”。因为杨雄有病,潘巧云便与裴如海勾搭上了,无性婚姻害惨了潘氏。与王押司那么多年夫妻,潘巧云为何没有红杏出墙呢?

然而,杨雄有病,可以进天罡,孙立为何不能呢?何况,杨节级乃一步将,上阵打仗还真的不如孙提辖。

当然,“病”也有其他义项,比如毛病等。孙立也有可能因为出卖师兄栾廷玉而遭到诟病,但梁山上比出卖兄弟还坏的事也有人干过,比如董平强占程小姐杀掉岳父,秦明秒忘夫妻情义,等等,都堂而皇之的位列天罡。

孙立祝家庄做内应,也不是其降格为地煞的原因。

孙立上应地勇星

三十六天罡悉数到齐,施耐庵便塑造了七十个地煞人物,总共一百单八将。这个数字,正应紫薇大帝北斗七星群中的天罡地煞星宿。施耐庵把梁山好汉一一对应北斗七星群的星宿,给每个人都上了星号。位居地煞系列的孙立,自然对应地煞系列,得配“地勇星”。

孙立枪法、鞭法、箭法俱佳,七十二地煞中第一人毫无疑问。而且,孙提辖虽然身在地煞,却经常干着天罡的活,被宋江吴用当做八骠骑,甚至五虎将用。从其武艺、战绩来看,无愧一个“勇”字。

但是,天罡中的“勇”却被大刀关胜占去了。《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大刀关必胜,也是孙立的结义兄弟,押运花石纲的十二指使之一。而在《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名单里,大刀关胜与《水浒传》一字不差。龚开给关胜的赞诗是这样写的:

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尾。

关云长是以“义勇”名传千古的,这就占去了一个“勇”。尽管龚开对关胜自称关云长的嫡派子孙表示质疑,称他根本无法企及关公的义勇。但是,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却认定关胜就是关羽的后人,义勇传家。丑郡马宣赞在介绍关胜时,是这样说的:

此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得规模与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

关胜笃定是要进天罡系列的,“天勇星”也非他莫属。《水浒传》中,梁山泊第一战将绝对不是卢俊义,而应当是大刀关胜。绿野老道曾反复辨析,卢俊义武功被严重高估,施耐庵笔下的卢员外,能够排进梁山武功前十五名就算不错了。

因而,关胜领衔天罡系列战将,孙立则对应关胜,为地煞系列的头号勇将。

道家认为,北斗七星群中,天罡地煞联合降妖除魔,地煞太弱,岂能联手?因而,贴满道家符码的《水浒传》,大有以孙立进地煞,以增加这个系列的分量,使天罡地煞相对平衡。

这也是孙立进地煞系列的一大原因。

孙立招安后的故事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一部残本,只讲到梁山好汉排座次,便被万历年间的容与堂腰斩。现在通行版本,后五十回书不应当叫《水浒传》,而应叫《征四寇》。在《征四寇》中,孙立打完方腊便全身而退,带同兄弟孙新、顾大嫂,并妻小,自依旧登州任用,至于是否升了官,不得而知。

而上文提到的杨雄,则应了其绰号,在征讨方腊途中病故。同样有“病”的孙立,却安然无恙。这就把施耐庵老先生的故事写偏了。为何?

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关于孙立的赞诗是:

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

这四句话讲得很明白,孙立就是有病。施耐庵写了他状貌上体现出来的病,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病”呢?以龚开所言,假如孙立真的能够去掉“病”,就可以为国建立功勋。大概是孙立因病,最终没能建功,于是,就只能屈居地煞系列了。这样讲,是不是很牵强呢?

《水浒传》一开头就讲了妖魔的故事,孙立与梁山兄弟一样,是道家放出来的妖魔。全书中,九天玄女、罗真人、智真长老,以及升天后的晁盖,他们都能预先知道梁山好汉对应的星宿。这些人物,可谓先知。既然是先知,那么,梁山好汉一生的故事便都在掌握之中了。

因而,智真长老预见了鲁智深的一生,罗真人牢牢掌控着公孙胜的未来。而九天玄女更是厉害,梁山好汉的出路都在她的法旨中。孙立最终的结局,恐怕会是他从天罡下放到地煞的重要原因。

这么讲,是不是涉嫌宿命论呢?

孙立结局之猜想

施耐庵作书,绝对是有整体构思的,因而,他以诸多神秘的事件和人物,为梁山好汉的结局伏线。而在所有的伏线中,上述提到的两大人物和故事蓝本,将是其重要的参考依据。

《大宋宣和遗事》中,只讲了孙立前半部分的故事,宋江按照天书聚齐三十六人后,便不再“记载”孙立以及其他好汉的事迹了。但是,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却以四句赞诗,给孙立的结局提供了一丝线索。比如,最后两句:“端能去病,国功可建”。也就是说,孙立因“病”未能为国建功。

以孙立未能建功为线索,也就能得到其他梁山好汉建立国功的结论。这一点,李若水的《捕盗偶成》可以佐证,这首诗中有一句“三十六人同拜爵”。梁山好汉在招安后,两个蓝本中的三十六个人都得到了朝廷的封赏。《大宋宣和遗事》也有这方面的记录,说的是:

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去诰惠,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

只有建立国功,才能得到封赏,孙立未能建功,大概就不能得到拜爵的待遇了。绿野老道考证,宋江等人被张叔夜擒获并成功招降后,便去打方腊了。而三十六人的拜爵,应当是在擒获方腊之后。这样,也就有可能推测出施耐庵在写这段故事时,让孙立“因病”未能随军出征。至于是什么样的“病”,不得而知。

孙立假如是这样的结局,也不全是施耐庵安排的,龚开的赞诗起到了关键作用。既然是未能建国功,那就不得“拜爵”。而其他资料又明确的讲到了“三十六人同拜爵”,不能少写一人啊。

于是,施耐庵就有可能提前将孙立下放到七十二地煞之中。

但是,孙立又是与关胜、林冲、杨志等人一并起事的十二指使之一,武功当然不能弱了。这样,《水浒传》就出现了孙立武功很高,但却排名很低的一大怪状。

诸多水浒迷为此纠结不已,谁也说不明白孙立这件事情。绿野老道一直在探索《水浒传》被腰斩的故事,有此心得与各位同好分享,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观点吧。正确与否,敬请讨论。

明明史书记载毛文龙私通满清冒领军饷?

关于记载毛文龙私通满清的文字,并非别人捏造,可谓“铁证如山”。

清朝末年,罗振玉等人就在大清档案局里检出有数封毛文龙写给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书信。

毛文龙作为一方镇将,私下与敌酋父子写信,应该不是谈人生、谈理想、谈感情那么简单了,诚如大多数人所料,必定是拿国家民族的利益做交易,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即:毛文龙私通满清,责无所逃,罪不容赦。

但是,按照这个逻辑,与毛文龙同一个阵营却站对立面的袁崇焕袁督师又何尝没有写过信给皇太极?其信中谈到的和议、财帛、印信等等字眼更加露骨。若以此为标准给人物贴标签,袁崇焕和毛文龙都是汉奸无疑。

不过,有人会说,袁崇焕写信给皇太极,那是事出有因、别有用心,意在麻痹和愚弄对方,以争取时间修筑宁锦前沿的大小凌河三城。

但,毛文龙写信给努尔哈赤父子,又何尝不是事出有因、别有用心,意在麻痹和愚弄对方?

所谓两国交兵,将帅角智,士兵角力。

毛文龙在东江开府设镇,纵横海上,倏来倏往,随时可以向后金发起攻击;后金虽然骑兵无敌,却苦无水师,只能被动防御,别说进攻,就连追击也只能望洋兴叹。

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父子写信向毛文龙招降,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种情况下,毛文龙回信戏耍努尔哈赤父子一番,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实际上,只要细心分析一下大清档案局存留的毛文龙书信,就不难发现,这些书信全是毛文龙的“行间之计”,目的就是要诱杀后金要员。崇祯元年,毛文龙妙计得逞,诱俘了后金使者阔科,押送入北京。

回头想一想,毛文龙一家四百余口被后金屠戮无遗,身负血海深仇,怎么肯私通后金?又怎么肯叛明入清?

毛文龙于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曾向崇祯上疏说:“女真酋长狂逆无礼,多次要与臣结好,这是敌酋耍奸弄滑的惯用伎俩,臣早已熟知。臣拟借其愚弄臣的机会反愚弄于其,但用间之计,不应随便施展,必须做到敌酋念念不忘于臣,臣亦念念不忘于敌酋,输与赢之间距离,逼近得放不进一根头发!”(“建奴狂逆,多次求款于臣,此为奴之巧计,臣早已熟知矣。臣以借其愚弄臣之机反愚弄于其,轻易不能施展,由是,奴之不肯顷刻忘臣,犹臣不肯顷刻忘奴,一着输赢,间不容发!”)

毛文龙在向崇祯说这些话的同时,派人将妻儿遣返南方老家,显示出自己绝对不会与敌私通(南方的妻儿就是人质),与敌通信,只是行间诱敌。

关于反间计和行间计,孙子兵法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毛文龙用间之妙,就连孙承宗也情不自禁地赞:“臣近有谍于东,谍回具述文龙有谍为贼所发,而广宁人铁信,其谍主也,近亦逃来言其事,则文龙之智胆,无日不在贼巢之外。”

所以,那几封貌似可以证明毛文龙私通的书信,其实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那个被毛文龙诱擒的后金使者阔科到了北京,也只是懊悔自己中了毛文龙的奸计,而没有片言只语指称毛文龙有叛逆大明之迹。

最明显的是,袁崇焕海禁八月,皮岛饿殍无数,如果毛文龙真有谋反之心,岂不举旗造反?即使当时不反,而等袁崇焕上岛赴约,把这个明朝最大地方司令官擒获,岂不是叛入后金的最好投名状?!

《东江客问》对毛文龙伏剑于袁崇焕的结局大发感慨,说,袁崇焕的题本上写毛文龙跪地请死,足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乃是国家法度。如其有反心,则不但目无袁崇焕,而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岂肯长跪服刑?

所以,毛文龙私通后金(满清)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至于毛文龙是否冒领军饷,用不着展开长篇累牍的辩论,只要看看毛文龙被害前后皮岛的现状便见分晓。

东江难民的人数,现代学者多估其在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但朝廷一直按二万到三万之间的口粮输送粮饷,岛上军民给养严重不足,为了活命,毛文龙不得不年年向朝鲜勒索钱粮救急,而朝鲜国小民弱,所供也极其有限,往往只是杯水车薪。天启七年,后金向朝鲜发起“丁卯之役”,将之彻底打服。毛文龙连从朝鲜得到的绵薄支援已经丧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的粮饷及向来往客商借贷。袁崇焕到了任上,为钳制毛文龙,改饷道、禁海,结果把东江的几十万人逼上了绝路,“皮岛白骨如山”。而等他斩杀了毛文龙,发现了岛上人口基数庞大,吓了一跳,头皮发怵,感觉这是一个无底洞,赶紧要求各处向岛中运送粮食,下令说:“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

这“岛中需米甚急”一句,已足令真相大白。

说到这,又不得不提一句,崇祯元年,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曾弹劾毛文龙贪财好色、扣饷、冒饷。

地方长官扣饷、冒饷,会有什么下场呢?

据说“关宁铁骑”是当时大明最精锐的部队,作战力最强,军纪最好,但军饷少发了,全军马上拔出刀子玩兵变,逼得辽东巡抚毕自肃上吊自杀。

在这鸟不拉屎的皮岛,天高皇帝远,士兵被饿死饿伤,“白骨如山”,毛文龙真要贪财好色、扣饷、冒饷,还不给士兵生吞活剥了?!

毛文龙当时给崇祯回了一道奏疏给自己辩污,说:“臣细阅其疏,污蔑臣沟通建奴、贪财好色数罪,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已有八年矣!果真贪污,果真好淫,果沟通建奴,岛上均是被建虏强行剃过头的辽东难民,负有国仇家恨,哪一个是善类?臣早为世间之鬼矣,不待武抚今日下此毒手也。污蔑臣将军饷吞入己之私囊,臣已有清算钱粮之奏疏上呈,无须再辩。”

毛文龙这段说辞实在让人驳无可驳,那些“毛文龙私通满清冒领军饷”的说法,应该歇歇了。

历史上的朱泚之乱泾原兵变是怎么回事?

请客有风险,唐德宗因为饭局没安排明白,被“客人”逼得四处流浪,差点搞亡了大唐帝国。这件事就是著名的“泾原兵变”,亦称“朱泚之乱”。

这事听起来很离奇,但却真的就发生了,它稍微有点复杂,但如果您能听我讲完这段故事,就能对中唐的历史了然于心了。

故事发生在大唐建中四年(783年),继河北藩镇之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反叛了,即位四年的唐德宗决定以强烈手段削藩。

他采用了“以藩制藩”的手段,让藩镇之间互相残杀,朝廷坐收渔翁之利。这个策略看似很高明,事实上,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确实也帮朝廷干掉了梁崇义。

不过李希烈也不傻:“俺替你干活有啥好处没?”唐德宗双手直摆:“都是为了大唐帝国,谈好处格局太低了吧?”

李希烈火了,我TM白流汗啦?你不给老子自己抢!于是梁崇义这把火才灭掉,李希烈又反了,并且与河北的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一起,搞起了“五国相王”。

唐德宗派去对付李希烈的军队不给力,连战连败,无奈之下他决定动用杀手锏——泾原军。于是,本故事的第一个(群)主人公出场了——5000泾原军将士。

招待不慎,引发泾原军叛乱

泾原军的前身是驻扎于西域的安西军和北庭军,“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们在大唐第一猛将李嗣业的率领下回援关中。这支部队转战河南、河北、河东、关中、朔方,立下不朽功勋,后来以泾州、原州为大本营,称“泾原军”。

泾原军战斗力虽强,但却像个流浪儿,四处奔波,待遇远不如朔方军、河东军等传统军镇,久而久之,这支队伍也变得很“暴力”,动不动就搞兵变,火药桶似的。

在节度使的率领下,泾原军抵达长安,第一天接受皇帝的检阅,第二天就准备奔赴战场。

按照惯例,临行前皇帝要赐酒食。那天中午,将士们终于等到“御食”了,结果一看如同猪食一般粗粝的食物。

士兵们怒了:“昨天本该有赏赐,却一个铜钱都没看到,马上就要为国捐躯了,就让我们吃这玩意儿?朝廷太不拿我们当人了,皇宫里有大盈库、琼林库,咱自己去取!”

唉,这位皇帝太抠门,因为舍不得“撒米”,先后惹翻了王武俊、朱滔和李希烈,这会儿居然吝啬一顿饭,把请来的“客人”惹毛了。

唐德宗得到消息大吃一惊,赶紧让人带着丝绢前去劳军。可惜迟了,泾原军将士们太生猛,嘁哩喀嚓就攻陷了长安,并直奔皇宫而来。

禁军呢?神策军不是很牛叉吗?呵呵,不好意思,那时候的神策军比较渣,兵源大多是市井无赖,或者富家子弟吃空饷。唐德宗征召他们时,只来了400人。

唐德宗吓得屁滚尿流,仓惶逃往奉天(陕西乾县),成了继唐玄宗、唐代宗之后又一位流亡皇帝。

“泾原兵变”本来是一场无组织、无预谋的偶发性事件,处理的难度不算大,然而,随着第二个主人公的出场,形势急剧恶化,演变成了有组织的反叛。此人就是朱泚(cī),时任太尉。

幸运大奖,朱泚被推上皇位

朱泚年轻有为,30岁就当上了幽州节度使。他曾经打破河北藩镇节度使不入朝、不听调遣的规矩,主动派兵帮唐朝“防秋”,还抱病入朝觐见皇帝,被世人视为“忠贞”的形象代表人。

然而,朱泚入朝后发现回不去幽州了,原来他的弟弟朱滔摆了他一道,趁他入朝之际夺了他的兵权。

唐德宗为了安抚朱泚,曾经任命他为泾原节度使、中书令,高官厚禄都给了。不久朱滔与田悦等人一起反叛,并给朱泚写了一封信,想跟他搞“联营”。

这封信落在了唐德宗手中,麻烦了。虽然唐德宗表示不相信,但还是剥夺了朱泚的兵权,将他提升为高高在上的“菩萨”——太尉。从此朱泚就闲居宅邸,当起了“寓公”。

“泾原兵变”时,他正要出城追赶唐德宗,却被兵哥哥们逮了正着。

怎么回事呢?原来泾原军节度使镇不住场子,决定请前任领导朱泚出山主持大局。就这样,朱泚像是中了彩票一样,陡然暴富。

在一群不得志的官员们的怂恿下,朱泚的野心膨胀了。长安城在手,皇宫在手,简直是老天赐给的福分啊,不当皇帝岂不是辜负了天意?

于是朱泚粉墨登场,登基称帝了,建国号“大秦”,并率兵讨伐流亡的唐德宗。

一顿饭引发的灾难蔓延了,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帝被“客人”鸠占鹊巢,眼看就要被人家请回长安“做客”了,这世道变化太快啦。

危难之际,本故事的第三个主角出场了,此人一亮相电闪雷鸣,一转身昏天黑地,他就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

连遭厄运,李怀光临阵倒戈

“泾原兵变”爆发时,李怀光正在河北对付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得知皇帝遇险后,他赶紧赶回关中勤王。

朔方军有多牛叉您比我懂,它可是郭爷爷一手打造的铁军。如今节度使虽然换了好几任,军镇范围也被一削再削,但依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李怀光抵达奉天时,唐德宗几乎快成叫饭花子了。城内早就断粮,皇帝只能吃野菜;城外,朱泚的进攻震得地动山摇。唐军饿着肚皮苦苦支撑,眼看就要沦陷了。

随着朔方军的到来,战局立马逆转,朱泚连吃败仗,只好转身逃回长安,唐德宗获救了。

大喜,大喜啊!大喜吗?呵呵,大悲马上就来,因为李怀光紧跟着也反了!

李怀光其实不是汉人,而是靺鞨族人,东北那嘎哒的。他早年跟在郭爷爷身后打酱油,愣是一步步熬成了朔方军老大。

此时大唐的军头们都缺少郭子仪的“忠纯”,李怀光也是,他觉得自己立了战功,调门大,有资格对朝政吼几嗓子:天下为何搞成这样?不都是皇帝听信奸臣嘛,卢杞就是奸臣,得杀!

卢杞得到消息吓得一哆嗦:靠,皇帝如今这么倚重这货,真要让他见到皇帝,我还能活吗?于是卢杞找到唐德宗:“赶紧让李怀光乘胜追击,不能因为召见耽误战机,再说了,见面您不得赏俩钱啊。”

唐德宗一听:有道理,传旨李怀光,召见就免了,快去追击朱泚。

李怀光早就牛皮吹大了,就等着在皇帝面前耀武耀威,干掉卢杞一党呢,结果受此羞辱,丢尽了脸面。

恶从胆边生的李怀光干脆将军队驻扎在长安周边“蘑菇”,还公然与朱泚勾勾搭搭。唐德宗这才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数次派人安抚,而李怀光居然杀了朝廷使者,又吞并了两支唐军,公开反叛了。

唐德宗从头凉到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被迫从奉天一口气跑到汉中,如果不是大臣阻拦,他差点学曾祖唐玄宗,溜到蜀地“享乐”去了。

大唐命悬一线,这时候第四个主角出现了,正是他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大唐帝国,他就是李晟。

天降神人,李晟挽狂澜于既倒

李晟跟李怀光一样,奉命在河北平叛,也跟李怀光一样,得到消息后匆匆赶来勤王。

他此时只是神策军的一个行营节度使,一点也不显眼,部众也不多。最初李晟按唐德宗的指示,接受李怀光的统一指挥,但李晟很“鸡贼”,他发现李怀光有异心,于是找了个借口将部队拉走了,因此没被吞并。

就是靠这支仅存的硕果,李晟小心翼翼地跟李怀光、朱泚周旋,并逐渐做大。

李晟何德何能,为何能翻盘呢?原来朱泚与李怀光翻脸了。早先朱泚很诚恳,答应将来与李怀光平分天下,结果李怀光公开叛唐后,朱泚将承诺扔进垃圾堆了。

李怀光再遭羞辱,一怒之下不玩了,带着朔方军一路劫掠,跑到河东圈地为王,将朱泚孤零零地扔给了李晟。

与此同时,李怀光和朱泚的内部也出了问题,一批不愿意反叛的将士们纷纷逃跑,主动加入到李晟的旗下。此消彼长,李晟一时声威大震。

没有了李怀光的掣肘,李晟猛攻长安。朱泚终于不敌,被迫弃城出逃,结果在泾州被部下干掉了。

朱泚的灭亡,代表着大唐终于复活了,唐德宗又回到阔别15个月的长安。

又过了一年多,李怀光步朱泚后尘,也被部下割下头颅献给了朝廷。至此,由“泾原兵变”引发的“朱泚之乱”和“李怀光叛乱”被彻底平息。

这场由一顿饭引起的大唐亡国之乱,看似很偶然,其实它暴露了自安史之乱以来,武将集团与朝廷之间矛盾的激化趋势。

朝廷是隋唐以来豪门贵族集团的天下,而藩镇则是地方寒族势力的圈子。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它们长达一百多年的拉锯战,最终摧毁了大唐帝国,也将中国的历史带进了一个平民士族阶级的社会。

“泾原兵变”就是这场漫长战役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从这个角度讲,这顿饭的历史价值太高啦。

雄阔海一起打得过李元霸吗?

《隋唐演义》中,十八条好汉排名的依据是什么?力气。谁的力气大就排在前面,从这点上来说,李元霸确实天生神力,直接可以把排名第二的宇文成都按在地板上摩擦。

西府赵王李元霸有多牛。

兵器一对擂鼓瓮金锤是当年汉朝时马超的先祖浮波将军马芫使的。共重800斤。历史上就只有这两个人使得动。锤震四平山后被雷击而死。

李元霸是清代小说《说唐》虚构的人物,其历史原型为李玄霸(599年-614年),字大德,唐高祖李渊第三子(注:《隋唐演义全传》等小说称他为李渊第四子,历史记载也没有盖世武功,这与史实不符),母窦皇后。隋朝大业十年(614年)英年早逝,得年十六,被唐高祖李渊追封为卫王。隋唐第一好汉,力大无穷。

李元霸由历史人物李玄霸演义而来。李元霸隋唐第一条好汉,上界大鹏金翅鸟临凡,被炀帝封为赵王。“年方十二岁,生得尖嘴缩腮,一头黄毛促在中间。戴一顶乌金冠,面如病鬼;骨瘦如柴,力大无穷。两臂有四象不过之勇,捻铁如泥,胜过楚汉项羽。一餐斗米,食肉十斤。用两柄铁锤,四百斤一个,两柄共有八百斤,如缸大一般。坐一骑万里云,天下无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在李元霸马前走上三个回合,可以说赵王李元霸打遍天下无敌手。宇文成都号称天下无敌大将军,殿前比试全力却撼不动李元霸伸直的一根胳臂,他只不过把手一扫,宇文成都扑通一声,仰后就是一跤,后来更被他活活撕裂。如此惊人神力,更有何人可敌?

第二名:天宝大将宇文成都。

兵器一根凤翅镏金镗,重320斤。被李元霸劈为两半。

宇文成都,《说唐》、《兴唐传》等隋唐小说中所描绘人物,史实中并无此人。小说描绘,宇文成都为大隋丞相宇文化及之子,外号天宝大将,号称大隋第二条好汉,武力仅次于李元霸,“身长一丈,腰大数围,金面长须,虎目浓眉,使一柄凤翅镏金镋,重三百二十斤”,传说为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转世。在抑制反王势力方面有突出贡献。后十八路反王讨宇文化及,被李元霸所杀。

宇文成都是大隋丞相宇文化及次子,是大隋第二条好汉,威猛罕匹,仅次于李元霸,胯下赛龙五斑驹,掌中凤翅镏金镗,勇贯三军,是大隋朝的顶梁柱,被称为天宝大将。如果说给李元霸的,是长期被忽视的压抑,那么给宇文成都的,则是盛名之下的重压。两个人,不同的出发点,同样的执著。

纵然是文韬武略、勇猛过人的大将之才,纵然其一生行事几乎问心无愧,可是他的家世早已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也许这个结局对宇文成都来说,在他明了父亲的所作所为之时,就已有所觉悟了吧。

长安城内,单人独骑杀得秦琼众人胆战心惊,望风而逃;南阳关前,一杆凤翅镏金镗战得伍云召毫无还手之力,弃关而走;四明山下,面对三杰围攻毫无惧色,越战越勇,如不是体力耗尽,绝不会败于裴元庆之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若非李元霸的出现,那“横勇无敌”四字必定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名:三公子裴元庆。

兵器一对八卦梅花亮银锤,重300斤,被尚师徒设计炸死在庆坠山。

裴元庆,《说唐》《兴唐传》等书中人物。隋唐第三条好汉,裴仁基之子,手持一对银锤,年少却不失骁勇。在《说唐》中,裴元庆最终命丧新文礼、尚师徒的火雷阵中。在《兴唐传》中,裴元庆死于孽世雄的飞刀手中。

隋唐八大锤中的银锤将,在《说唐》中他是裴仁基的第三子,裴元绍、裴元福之弟

裴元庆在《说唐》里排名第三,也使一对大锤。裴元庆本来随父亲裴仁基讨伐瓦岗寨,屡战屡胜。但是由于隋庭腐败昏庸,主帅张大宾嫉贤妒能,加上徐懋功使了反间计,裴元庆父子险些被推出去砍了脑袋瓜子。裴元庆一怒之下大闹隋营,投奔了瓦岗寨。会战四平山的时候,曾一锤震得宇文成都吐血而逃。不过当时情形裴元庆可以说是捡了个便宜。所以他的排名仍然是在宇文成都之下。后来隋炀帝召李渊父子勤王救驾。李渊不愿和救命恩人秦琼作对,派女婿柴绍跟秦琼串通好,所有瓦岗寨的将领背上插杆黄旗,李元霸看见插黄旗的就放过去,没有黄旗的照死里揍。只有单雄信和裴元庆自恃武功高强,坚持不肯插旗。结果裴元庆和李元霸对了三招后就支持不住了。李元霸打遍天下无敌手,手下从来没有一合之将,因此对裴元庆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放了他一条生路。到评书末尾攻破扬州时,宇文成都到底还是被裴元庆杀死在战场上。

第四名:紫面天王雄阔海。

兵器两柄板斧,重160斤,死在扬州千斤闸下,被压成肉泥。

雄阔海是隋朝白御王高谈圣麾下兵马大元帅,最擅长的武器是板斧、熟铜棍,绰号“紫面天王”,为隋唐第四条好汉,身长一丈,腰大数围,铁面胡须,虎头环眼,声如巨雷,雄阔海擅长使两柄板斧,重一百六十斤,一条熟铜棍,使得神出鬼没。两臂有万斤气力,跟隋唐第五条好汉伍云召是拜把兄弟。

雄阔海作为伍云召之义弟,开始时落草为金顶太行山山王(比土匪文明一点),后为相州白御王高谈圣的兵马大元帅。

雄阔海在《隋唐》中,第一次出场,是在长安花灯节那夜。他听闻宇文成都为大隋第一勇将,颇感不服,所以要去会他一会。元宵节那晚,他装成卖弓之人,游走在长安繁华的灯市下,并大声宣扬“家传金弹银胎宝弓,能拉开者,免费赠送。”赶巧秦琼,柴绍等人也在游玩,于是因弓结交。后因宇文氏强抢民女,众英雄演绎了一场闹花灯的大剧。然后众人分别,雄阔海随后因时局所迫,落草太行山。

宇文成都,裴元庆,雄阔海一起打得过李元霸吗?

李元霸在隋唐演义里面刻画的如同怪物一般,拿着一对800斤重的大铁锤,佛挡杀佛神挡杀,排名第六的伍天锡被李元霸两三下就锤死,第二的宇文成都也没有幸免,在紫金山一战宇文成都被李元霸锤得吐血而死,排名第三的裴元庆因为接了李元霸3锤就名扬天下。面对这样的怪物,那么排名第二的宇文成都和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第四条好汉雄阔海一起联手是李元霸的对手吗?

李元霸因为在晋阳宫和宇文成都比力比武,力举金狮上殿,一举成名。那个金狮子有3000斤啊!再看看李元霸的武器,一对金锤,400斤一个,两个就是800斤。

宇文成都和裴元庆再加上雄阔海,三个人一起上也打不过李元霸的。主要是隋唐十八杰的第一名李元霸的设定实在太高了,和第二名宇文成都的实力差距有天壤之别。

综上所述,李元霸绝对不是仅仅靠车轮战就能解决的恐怖对手,因为他的武力是神明一般的存在,和隋唐英雄排行榜上的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的差距太大,这三个人理论上只要李元霸发出六锤,就可以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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