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中文,古代人讲话口音跟现在的普通话一样吗?
河洛中文，古代人讲话口音跟现在的普通话一样吗？
感谢邀请，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悠长，而语言自然也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发展，那么古人讲话口音和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是一样的吗？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交通闭塞，交流困难至少在秦帝国之前，华夏民族大多是以部落或者诸侯国的形式来发展的，也就是没有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所以在当时的国与国，部落与部落之间是有着不同的语言的，而为了可以和共主交流，也有了一种语言，也就是“通语”的诞生，但这种语言一般是官员或者上层人物才会学习，地方也依旧沿用着其自己语言。当然，随着后来朝代的建立，华夏民族成型，也形成了像“雅话”之类的规定用语。
即使是到了今日，在广东有粤语，在福建有闽南语等等，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许多地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大至一个省份，小到一个村子，都存在着语言和口音的差异，而在古代，人员不如如今这样密集，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在古代由少部分的人繁衍过来的，他们在古代甚至是一个家族，说着一样的话，但是经过迁徙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口音或语言，并逐渐按地区演变到今天，所以古人说话的口音怎么会和今天普通话是一样的呢？
普通话是这么来的“普通话”的定义，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三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而当时的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所以说，今天的普通话实际上是更为贴近元明清三朝的语言的，而与此三朝之前的朝代则没有太大的相同了，而且今天的普通话也吸取了一些地方民族语言，所以说也与古人讲话口音有相同却不尽相同。
在今天，也有许多的人说今天的粤语实际上就是古人说的话，但对于这个问题，粤语是接近隋唐时期话语的，但是是否真是古代官话，这点保留意见。欢迎给予解答
以上便是我的回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有更多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进行进一步讨论。
古代棋子别称？
古代棋子的叫法有烂柯，弈，黑白，手谈、坐隐等。
围棋的别称最著名的莫过于“烂柯”，据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所载：“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
棋，汉语常用字，读作qí，最早出现于甲骨文，由“木”和“其”构成。“其”字表示几案上有簸箕，整个字的意思是几案上有像簸箕横竖成行条纹的木制品。它指围棋盘，引申表示各种棋。
古代北方的发音跟现在的一样吗？
例如“吾”字读音，从商、周、汉、唐、宋到现代，老国音便是粤语的读音，而新国音则是普通话的读音。
这是因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四声”有些不同。现代汉语比古代汉语多了平声，少了“入”声。古代汉语的四声是平、上、去、入。现代汉语的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古汉语中的“上、去、入”是不能与现代汉语中的“上、去”相当的。古汉语的四声，也是不能与现代汉语的四声相当的。
以“入声”为例。古汉语中有入声，但现代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了，古代的入声字都转化到平、上、去声中去了。如“鸭”字，古代是入声，现代普通话里是阴平；又如“发”字，古代是入声，而现代是阴平。
中国的地域广阔，方言复杂。各个历史时期的官方用语不尽相同，与现代人不会完全一致。
扩展资料
学习古代人发音语言的方法：
1、文本迁移法：这一方法需要学习好所学的文言文本，能在适合的时候进行语义迁移。
2、事理检验法：通过常识或所学知识推断词语在文言中的含义，若不能切合常理和事理，就要考虑是否有通假现象。
3、语境推断法：看实词在文言文中是否符合上下文，切合语境，常见的是实词的褒贬异议。
4、语法推断法：借助古代汉语语法知识分析特殊实词的含义。具体古汉语语法可查阅高本汉先生的《古汉语语法纲要》。
5、互文见义法：同义对应和反义对应结构句式相同，可利用上下文的对照来推断。
参考资料：人民网--“穿越”需谨慎 古汉语发音绕晕你 与现代不同
参考 台语(闽南语)为什么又被称为“河洛语”或“中原古音”呢？ 关于“河洛语”的解释有很多，比较为人采信的是“河南洛阳的语言”的意思。洛阳长期以来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国都，这里的“河洛话”相当于官方语言，如今天的普通话。 闽南在古时候被成为“南蛮之地”或“南荒之地”，但也有自己的土著居民。在唐或更早的时候，由于朝代的兴衰更迭，旧的王朝往往被迫逃亡偏远的闽南地区。因此，他们的语言也就带入了闽南。又由于在竞争中，闽南土著不占优势，因此当时中原的语言很快得到发展，因而闽南语保存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语意。 据考证，唐朝的关方语言就是现在的“闽南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李白、杜甫等诗人都会讲闽南语。这些在他们的诗歌中都能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用闽南语读唐诗反而更押韵的原因了。所以也叫“中原古音” 这里再补充一点，现在我们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而北京是何时成为国都的呢？没错，元朝。而在此之前，北京一直属于边关，万里长城不就是证据吗？ 而现在的北京话，融合了很多地方的语言，特别是在元朝和清朝时，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更使北京话包容了多样。所以，北京话在一定时期内是变化最快的语言。故现在用普通话读一些古书，会有一些读音或意思上的差别。
闽南语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三摆的移民潮，移民的原因是征蛮佮避乱： 第一摆：第四世纪晋朝人移居闽→泉州话的形成 五胡乱华时期（304-439），异族入侵中原，伫西晋永嘉二年（308）的时阵，中原的「衣冠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开始避难到福建的泉州一带，in1共上古汉语（比如，有身、新妇、斟酌、鼎、箸、失礼）顺sua3带过来，后来成做「泉州话」。所以「泉州话」就是第三、四世纪的中原音参「吴楚方言」（比如，水薸（phio5）、手ng2、鲎hia）佮当地的「越语」（比如，loo3（高）、san2（瘦）、lim（饮）、hiu3（洒））滥做伙而成的，这就是「白话音」主要的来源，伊比「读书音」较早。 第二摆：第七世纪陈政、陈元光父囝屯垦漳州→漳州话的形成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福建泉州佮广东潮州之间「蛮獠啸乱」，朝廷派河南光州固始（即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接近安徽省）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南下平乱，平乱了后屯兵伫即马的漳州一带，即批人带来七世纪的中古汉语。 第三摆：第九世纪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亦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三兄弟统治漳州→漳州话的形成 唐朝末年，中国发生「黄巢之乱」（878），朝廷派河南固始县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南下平乱，平乱了后王潮被封做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即批人阁带来九世纪的中原汉语。 前后即两批的移民大多数是河南光州固始人，in用固始的方言教福建人读四书五经，后来成做「漳州话」，这就是「读书音」主要的来源。伊保存了真济唐朝人读册的音。 【闽南语的借词】 和国语比较，词汇方面，台语的特色在于借词。按时间顺序来看，台语的借词主要来自： 中古的越语残留词 这些词汇是河洛人刚由河洛一带迁到闽南时，在和当地的越族原著民互动中采借过来的。这些词汇往往不是河洛语特有的，而是由南方方言，特别是东南方言与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所共有。如[lut](迅速滑落)、[lagia]（蜘蛛的一种）、[katsua]（蟑螂）等。 远现代的东南亚借词 河洛人的住地位于中国的海洋出口，与外界的交往远较其他地区先行。更由于河洛人强力的殖民传统，河洛人与海外，特别是与东南亚的交流极为密切。相应的，河洛语中自然有相当多的东南亚借词。如雪文（肥皂）、亚铅板（锌板）、苦力（工人）、拾扳仔（扳手）等。 近现代的日语借词 从文化上看，日本人和河洛人有许多共通之处，两地交流极为密切。明清时河洛人曾经向日本大力殖民，近代台湾则被日本殖民统治，福建也长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故此双方语言互有对方的借词。台语里的日语借词，大部分在二战后的“去日本化”运动时被抛弃了，留存到今日的已然不多，但有些依然极富生命力，如便当、中古车、阿沙里、町内、野球、飞行机、杠龟等。很多人以为这些词只在台湾岛上使用，但实际上，随着河洛文化的整合，这些词早活跃在各地的河洛人口中了。 现代的英语借词 英语是世界通用语，台语的英语借词，为数也不少，如outside、杯葛、的士、park车、斯掰等。 除了借词，台语词汇里还有一种相当特殊的多语融合词。比较多的是和国语、日语、客语糅合。如齿毛不爽、LKK、阿达、ATO、no食等。 值得一提的是，词汇的采借往往是相互的，日语、东南亚诸语均有大量的台语借词，国语中的哇噻、打拼、出头天、LKK、头壳坏去、掠狂、ATO、偶、素不素等也是台湾制造，甚至英语里，也有Tea是来自厦门。许多借词是多次采借的，如雪文，台语借自印尼语，印尼语则是借自法语。很多借词，因为习用久远，已经很难察觉它们的外来身份了，如据说借自原住民语言的亲（斟）、牵手等。 【闽南语的声调】 传统上认为台语有8声（实际上是7声），即： 例字 调值 调型 调类 狮55 高平调 阴平 虎52 高降调 上 豹31 低降调 阴去 鳖3’ 低促调 阴入 猴35 回升调 阳平 狗52 高降调 上 象33 低平调 阳去 鹿4’ 高促调 阳入 资深台语专家林央敏教授认为，台语声调已经归并简化为6声，即： 例字 调值 调型 调类 比较 狮55 高平调 阴平 同国语一声：汪 猴35 回升调 阳平 同国语二声：洋 豹31 低降调 阴去 同国语三声：海（变调） 虎52 高降调 上 同国语四声：浪 鳖3’ 低促调 阴入 同国语五声：个（此字与“个”有别） 象33 低平调 阳去 国语无此调 狮55 高平调 阴平 同国语一声：汪 当今的闽南方言是在夷狄人(古代闽越土著人群)与历代多次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特别是唐、宋两朝时期北方人入闽的基础上，由八闽远古语音与历代外来语言进行交流、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方言。 闽南语的发音主要特点有：1、多数古浊可平声字，今读音时不吐气；2、念知、登等，有时保留破裂音，成[t]、[]；3、无轻唇音[v]、[f]；4、有韵尾[-m]、[-p]、[-t]、[-k]；5、声调七类，以上为主，与古代声调系统不尽相当。此外，在闽南语中，文、白语言区别较大。白读音代表本地方言比较久远的源头，据研究，它是秦汉及其以前中原汉人南迁所带来的汉语与当地闽越土著(少数民族)的语言相结合就开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音体系；文读音则是本地方言与本民族权威的方言(古代的雅言、通语、近代的官话、现代的汉语、词汇、语法等方面向权威的共同语靠拢的表现)。 闽南语保留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语言的语音、词汇，被海内外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因此，研究探索闽南语的发展，对保护、弘扬中国古代语言遗产，研究中国其他语种以及古代闽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发音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汉字的读音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始终在变化的，这是自古至今都存在的规律。从历史的角度看，汉语读音的稳定性要远弱于文字的稳定性。文字是视觉的，语音是听觉的，中国人记录视觉符号的方法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记录听觉资料的历史只有100多年。 说出来的语音和可以被写下来的文字的稳定性自然不能同日而语。这仅仅是从时间的角度进行的讨论，何况从空间的差异看，各地有不同的方言、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加速了语音的不断变化。 影响语音变化的因素非常复杂：“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释义：时间上有古代和现代，地理上有南有北，文字有修改和弃除，读音上有变化，这也是形势必须经过的）。这句话从时间、空间上阐述了文字、发音的变更，说明了语言变更的必然性。 扩展资料： 从汉语的独特性质说起。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语音——也就是说，语音的改变并不反映在文字上。这一特点不但让一般人对于语音的变化缺乏意识，还给研究历史音变的专家增加了麻烦。 古人并没有留下任何音频、look，现代读音又受汉语语音复杂的历史变迁干扰，语言学者知道现代哪些字词的发音与古代相同，哪些是不同的方法： 1、靠韵书。 韵书大体相当于古代的字典，自然要标注读音。汉语韵书普遍采用反切法：将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声调分拆，分别用其他字标注。举例来说，《大宋重修广韵》中“东”就被注为“德红切”——采用“德”的声母，“红”的韵母和声调。 当然，要读懂反切法，必须先知道所用字的读音，在这点上今人远远称不上清楚明白。不过，对反切注音的整理虽不能直接确立读音，但能得出当时语音系统的框架。 2、靠汉字本身。 汉字并非完全独立于语音，通过对大量形声字古今声旁的对比，可以获得一些线索。如“路”的声旁为“各”，普通话中两字的读音根本就不搭界，但古人会用各作路的声旁，说明在古代两字读音必然接近。 3、诗文押韵。 海、峙、茂、起、里、志，一眼看去，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也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汉语方言可以使它们的读音完全押韵。可是在曹操《观沧海》一诗中，这六字押韵。整理诗词押韵的变化，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4、外语和现代方言。 外语主要指曾被大量翻译进汉语的语言，如佛教用语梵语和巴利语。家喻户晓的夜叉/药叉来源于梵语yaksa，即可说明当年夜/药的读音很可能接近ya或yak，和现代汉语中的读音不同。 5、还有些散见于文献中，并不系统的描写。 如《吕氏春秋》中，东郭牙观察到齐桓公口型“呿而不唫”(开而不闭)，成功判断出齐桓公“所言者‘莒’也”，由此将齐桓公和管仲谋划讨伐莒国的事泄露了出去，与之相反的是，今天的普通话呼“莒”的口型甚小。由此可以看出，古书中的类似描述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古音。 通过以上方法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回溯古代汉语的读音体系。
古时候一般大家都说方言，也有普通话，叫官话，意思是说做官的人说的话，指的是京城的方言， 普通话是北京话吗？ 作者：皮扎诺 （本文仅作为问题以供讨论，发本贴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普通话或者要反对推普，而是要探讨语言上的事实。历史我们不能改变，但事实我们必须尊重，曲意的遗忘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困惑] 到过北京的人或者听过北京话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北京话跟普通话不一样。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人也有可能听不懂北京话，甚至电台的普通话播音员到了北京有时也同样会听不懂当地的北京话，这就是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语言现实。这个事实说明了普通话和真正的北京话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各种书上却明明写着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脚本的，这给国人造成很大的困惑：普通话到底是不是北京话？普通话跟北京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了弄清楚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答案。希望能搞清楚这个国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语言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个清晰的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概念。事实上，普通话是不是北京话呢？这一点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普通话不是凭空出世的，它也是跟世界上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是从原始的语言一步一步地进化成长起来的。 [普通话的定义] 根据举世公认的普通话的定义，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为规范语法的语言。 但是，这个定义真的是那么铁定地正确吗？ 对这个定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反证去验证它的科学准确性。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它反过来也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说，根据普通话的定义，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必然就是普通话了。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完全依照普通话定义中的严格标准说出来的却仍然不是普通话！就是说，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仍然不是普通话！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标准的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语法说出来的话一样不等于是普通话。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可以验证的，这就是事实。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普通话的定义不够严谨。 那么，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这是普通话的定义给中国国民的一个困惑，有了这样的一个困惑，重新审定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就应该了。 [移民与语言的关系] 那么，怎样才能准确知道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呢？ 世界上任何语言的产生、发展和生存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我们暂时叫它语民。人群才是语言的决定因素，即使是象世界语、女书这样的人工语言也不能逃避社会群体的决定性作用。离开了人群，语言将无从产生，也无从生存。研究和思考一种语言也必须从移民的角度出发，这样才能找到语言的根源，才能真正认识一种语言的本质。 认识普通话也只能如此，跟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普通话也不能逃避它自身的生成发展史，普通话生成发展史也必然是跟说普通话群体的移民史为一体的。 [比较分析语言关系的歧路] 作为一个语言学者，可以对某种语言抽象出出千千万万个特性来，可以对这些特性做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演释，可以找出两种语言之间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象中文和英文这样两种几乎互不相关的语言也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同音同义词”来。然而不能否定语言的社会根源。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什么羞耻，只有存在的事实。 有位杰尕（Hercules)先生曾写道： “如果你有100个有编号的球，随机放入五个有编号的箱子，每箱二十个。一次不行，再放一次。问两次同样编号的球放进同样编号的箱子的大约有多少个？根据该率计算，平均有100*1/5*1/5*5等于20个。这与你们的学说有什么关系？且慢，听我慢慢道来。人类一般所用的词汇量大约都是以万计，就取五万吧。不考虑声调现代北方话约有400音节，英语那可就多了，可能的组合据说上万。咋一看两者重叠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不过没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很多情况下你们没有考虑韵部，这不是责怪你们，确实在语言的变化中声母更稳定一些，这样可考虑的组合都只剩下二三十个。相近意义词汇相近音的就已达到数千个。事情还没完，声母也不是一成不变，无论是汉语，还是诸印欧语言中都有g-k-k',b-p-p',d-th-t-t'等等相互转化的例子，还有数目繁多的轻唇重唇，舌尖舌上我都搞不懂的玩意。这下好了，箱子只剩下了这么几个b,d,g,l,x,s。再者，英语和上古汉语都有复辅音，这等于把球放了两次。最后在发挥一下想象力，在意义上再去附会一把，哈哈，同源词就上万了。有个网友说他已找到两千个，太少了，回头把汉英，汉德，汉什么的词典再翻一翻，多动点脑子，不就成了，更有说服力了？” 虽然他这里是只针对于汉印欧同源词比较，但总的说来就是，任何语言间都有出现同义谐音词的几率，而且这个几率还是很大的。本人认为杰尕先生的问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任何语言间的同源词比较都是无意义的。 以前的学者对于普通话到底是什么或者普通话与北京话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分析几乎都是倾向于比较两种语言的相似特点，但这样的分析方法显然有很大的谬误性，杰尕（Hercules)先生的例子就能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了比较普通话与北京话的关系的时候，重要的是沿着语民这条思路而不是两者之间的语音语言特点。 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一群人（语民）长期的语言实践中自然产生的，语言和语民是一体的，知道了语民也就自然知道了语种，这是起码的逻辑。而语音特征不论如何都是间接的东西，因而没有直接的证明意义。况且，语音特征上的象不象这种东西是很难说得准的，中国人的老母是“ma”，英国人的老母也叫“ma”，莫非英语是从汉语中分出去的一种方言？某某语种用的是某某音系，这并不能说明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如果是这么简单，就不能做次方言的分类了。 我的讨论的特点是从语民入手而不是从语音分析入手，这与以往的那些论来论去的普通话是受满语影响的废话是大不相同的。 [普通话语民史的考证] 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 从记录的考证上看，以下的资料也可以证明普通话设计出来在清朝末年之前： 可以考证的普通话的历史： “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吴汝纶被认为是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学者。 1909年（宣统元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 同年，清朝==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 1910年，江谦再次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 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 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 ”。 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1920年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并开始在学校推广。1919年4月21曰，北洋==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5年后采用“普通话”一词取代“国语”。 “普通话”一词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据考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这些考证说明了普通话的出现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远的时代，然而，凭当时中国的语音理论水平和白话文发展水平都与普通话的定义不相符。根据当时这样的理论水平如何能设计出普通话定义中的那种语言来？假设普通话是被设计出来的，则普通话必然会有具体把它设计出来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然而普通话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而作为自然语言的语民，条条证据都指向满清的统治者——满族人。 [基本思路] 为什么说普通话是“满人学说的汉语”而不是“受满语影响而形成的汉语”？要点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中华民国的“国语”和满清的“国语”是同一口音的一种语言而不是不同的*语种*； 2，满清的“国语”的最纯正的口音是满族人——中国的统治者群体的口音，满族人是满清“国语”的正统语民； 3，满语是满族人入关以前的主要语言，满语是满族人的母语，满人母语的更替说明，满清的“国语”是满族人学习而会说的汉语。 实际上，要论证普通话是什么语种，最重要的应该是判断普通话的语民而不是普通话语音特征。 [400年前的北京话：下江官话]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下江官话？）。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 我们分析一种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表达对象，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基本定理：语言与社会实践相一致。是社会实践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就是说，一种语言有一种说法就必然有这种说法所表达的那种生活实践。打个比方，比如“椰子”这个词，如果满族人的满语中有“椰子”这个词，则满族人所生活的那种生活实践中必然有“椰子”这个果子的存在。 在统治中国之前，满族人是一个北方的游牧山林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是跟中原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满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形成的，并且是历史短暂的，而且满族人的生活历史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象中华几千年的那种发达的科技和艺术高级社会实践。这就决定了满语不具备表达中国境内生活实践和中华文化的能力。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对刚刚取得对中国统治权的满族人来说，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曰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曰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曰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曰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关于“外来式地方话” 对说不同汉语方言的人学习与模仿其他方言，如广东人说普通话，别人一听就能听出是“广东普通话”而不是标准普通话，同样，北方人说粤语也是别人一听就能听出“佬崽广州话”，很多北方人在广州住了三四十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广州话”，他能清楚地听懂别人说的广州话，别人也能清楚地听懂他的“广州话”，但是别人同时也能一下子认出这不是正宗的广州话，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他说的是没有入声字的“广州话”。 对说不同语言的人学习与模仿其他语言，如蒙古人、新疆人、西藏人说汉语普通话，别人还是一下子能辨别出他们不是汉人。 外国的朋友学习汉语，目前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象中国人一样的完全听辩不出来的外国朋友，加拿大来的大山是学得最好的一个之一，然而他说的汉语还是没有真正中国人说汉语的那种亲切感，即使只听一小段录音而看不到他本人说话也一样能分辨出来，这是因为他说的是“洋式普通话”。可以想象，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中国式英语”在英国人心目中会是怎样。 福建琴江的旗下话是汉语而不是满语，说的确切点就是“满式汉语”，“军话”实际上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当地话。一群操不同语言的人来到当地人当中，因为在当地交流的生活实践需要，当地人的语言也就成了唯一全面通行的共同语言，所以，外来的人群就学起了当地人的语言来，“外来式当地话”是学习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军队、建设兵团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的社区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有自己的特色，当他们的“外来式当地话”演变到能实现当地生活实践的各种需要特别是语言交流需要的时候，这种“外来式当地话”也就丧失了继续向当地话靠拢的强大动力，于是，这种“外来式当地话”就被固定了下来，形成自成一体的一种语言，这就是“军话”。 不单如此，更重要的是要看北京是否保留着一个固定的人群，这个人群是否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社区、自己的生活特色、自己的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这群人是否有保留自己特色的意志，以及这个意志有多强，有多大的保卫自己意志的能力等。我们必须坚信是社会实践需要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的需要。两三万人可以形成一种“军话”说明了形成一种新的语种不需要太大的社群。 [第三种北京话的形成——内城北京话(mandarin)] 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就象曰本皇军学说中国话：“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样，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曰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暂时使用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走出北京内城，形成“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团体——八旗贵族。“mandarin”成为地地道道的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 考证历史很难，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决定语言的是社会实践。 可能会有汉人把内地的汉语带到了关外，在满人入关以前汉人和满人应该有交流并且产生语言的相互影响，这很合清理，“满人在入关之前就多一会汉语。努尔哈赤的汉语就很娴熟”这也很合理。 但是，这应该不会引起满语的质的变化，更不会引起满语在满人中的主流地位的改变，因为语言的生存是由人群社会活动的需要决定的。在满人入关以前，满人的社会活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满人说汉语仅仅是政治需要或者只是部分人参与的满汉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满人根本就没有必须彻底改变自己母语的社会迫切需要。这不是满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改变，满人只有在入关以后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社会活动方式，变成了绝大多数满人都必须与汉人交流，正是这种社会活动的质的改变才产生了“满式汉语”在满人中的主流地位。 所以，满式汉语一定是在满人入关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其实古代发音与现代发音是不同的，这一点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七言绝句一二四押韵，如《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照理“斜”、“家”、“花”押韵，如果按照现代读音，“斜”读“xie”的话根本不押韵，所以“斜”在古代读”xia”。汉语的语音演变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字形随读音的变化而变化，但从古代诗歌等典籍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汉语语音演变的痕迹。 当然，从方言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痕迹，尤其是在南方。如我们现在讲“上街”为“shang jie”，可在南方有些地区讲“shang gai”，偶就是南方人，这点可以证明。
2、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地方官员因政绩突出被皇上召见，讲了一大通，皇上却一个字都听不懂。由于这种情况，产生了“通语”，通语是在一个多方言的社会内，产生的一种临时的语言，一般是供上流社会交际。所以皇上、文武百官之间就能交流啦。
中原都包括哪些地方？
都说夜郎自大，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其实早年间的国人也很自高自大，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的一哥，是当仁不让的中心。
所以我们祖先才给自己取名中国，把中国的中心叫中州，中原；对周边地区成为边陲、边塞、边疆和蛮夷。因为过去交通不发达，科技不发达，中国人认为世界很小，中国很大，有这样的错觉也很正常，因为放眼四海，中原地区的文明的确最发达。
而中原这个名称古已有之，中原这个词早在周朝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篇首次提到了"中原"：
"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是关于中原的最早记载，可见我们的祖先在三千多年前，就把自己当成天下的老大，自我陶醉起来。
不过，我们祖先的自恋也并非都是盲目的，因为中原地区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交通发达、风光秀丽。从历史角度讲，黄河是母亲河，而中原是黄河流经的地方。所以，黄河母亲哺育了我们，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而华夏文明是古代四大文明之一。可见，我们祖先的骄傲还是有资本的。
狭义上的中原范围很小，一般是指郑州周边地区，山西以东，山东以西，从洛阳到开封一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大部。所以说河南人非常骄傲，他们觉得河南才是中国的心脏，是最牛气的地方。河南人说起中原地区的历史，都会如数家珍。比如开封是六朝古都，洛阳是十三朝古都，而袁世凯的第二故乡安阳，则是七朝古都，河南省会郑州，曾经是夏商的都城。更具体地说，历史上有20几个朝代建都中原、300多个帝王在中原这片土地上运筹帷幄，书写历史。
因此说，中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是中国三千年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所以中国政治家把中原看做打江山的必争之地，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一说。那些风云人物把中原当做权斗的政治舞台，把称雄天下叫"逐鹿中原"；把夺取天下，赢得政权叫"问鼎中原"。
说到“问鼎中原”，里面还有个故事。春秋时候，周朝已经衰败，中央政府没有权威，诸侯各自为政，战乱频仍，百姓苦不堪言。
那时候楚国非常强大，到处搞侵略扩张、野心勃勃。楚庄王出师北伐，得胜后把大军开到了周天子的都城洛阳郊外，举行阅兵仪式耀武扬威。
周天子见状惊恐万分，唯恐楚庄王大军打进首都，于是赶忙派使者前去慰劳。
楚庄王叫到周天子的使者，毫不掩饰地问，你们家主人的九鼎有多重啊。
那时候九鼎代表着天下九州，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楚庄王的意思是周天子不得人心，我要取而代之了。使者劝告楚庄王说："一个政权能不能受到拥护，一个诸侯能不能让大家服你，不能单纯靠武力，要以德服人。"
使者软中带硬说：我们老板周天子虽然眼下遇到点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可人家还是天下的老大，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现实，你不可以这么早就问鼎中原啊。
中原人士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河南新乡是牧野之战的古战场，牧野之战是周和商的世纪之战。封神榜里被纣王剖腹挖心的比干，老家就是辉县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李世民跟王世充发生冲突的时候，是河南少林寺的18棍僧出手相救。
而《七侠五义》侠客们的主战场就是在河南，嫉恶如仇、执法如山、不畏权贵的包青天包黑子、敢向皇亲国戚开刀的包拯就是开封府尹。
三国时期的建安七子，就是今天的焦作修武县云台山吟诗作赋、指点江山的。而那个能摆平诸葛亮，孔明的终结者司马懿，老家就是河南温县的；而那个黄袍加身的赵匡胤，老家是河南洛阳的。精忠报国、壮怀激烈、被赵构和秦桧陷害的民族英雄岳飞，出生在河南汤阴。
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族和其它民族的交往增多，民族融合加快，中原的范围也渐渐扩大。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安徽北部，连同整个河南，都被统称为中原。
直到现在，河南人还把自己生活的这个地区叫中原、中州。焦作有中州机械厂，新乡有中原啤酒，郑州有中州肥皂，安阳有中原技术学校。
2012年，国家以郑州为中心设立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区，命名为中原经济区。中原经济区范围包括河南全省及山西、山东、安徽、河北省的部分地区，涵盖5省30个地级市及3个市辖区、县，总面积约2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一亿六千万人。
如今是中原地区，是中国的一颗璀璨明珠，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高歌猛进、前程似锦。
捞塞什么意思？
拉肚子。
闽南语，起源于泉州。主要分布地除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外，还广泛适用于闽东北地区、浙东南区、广东潮汕和海陆丰地区、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社群。
闽南语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学术上泛指闽南语系集合，狭义则仅指闽台之闽南语。台湾及西方学者多认为是一种语言，属汉语族。 在大陆语言学的分类上，属汉语族中闽语的一种。闽南语在各地有不同称呼，例如在大陆常被称为泉州话、漳州话、厦门话、福建话、河洛话等;在台湾亦被称为台语(台湾闽南语)、台湾话、河洛话或福佬话，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则称为福建话(Hokkien)或咱人话(台闽字写作咱侬话)。
在学术上以泉州话作为标准腔，即使在闽南语口音不同的地方，高甲戏、梨园戏、南音也仍以古代泉州府城腔进行演唱，如今的闽南话已经成为地球60种主要语言的代表之一，它还被录制在美国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2号宇宙飞船的镀金唱片上，到广漠无垠的星河中寻觅外太空知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