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战机2,捡漏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2023-07-19 09:05:05 136阅读

1、宇宙战机2，捡漏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全真教大师都喜欢捡漏！我捡小漏，需然不及大师的精美与价值，我也好开心了。[可爱][可爱][可爱]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立太庙。前殿十有一间，重檐脊，四下沉香柱。正中三间，饰金梁栋。阶三成，缭以石阑。正南及左右凡五出，陛一成四级，二成五级，三成中十有二级，左右九级。”太庙即今之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前殿之柱为沉香柱。：玉，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其说当可信。清·庆桂《国朝宫史续编》也载：“太庙……前殿十有一楹，重檐垂脊，承沉香柱。” 国朝宫史续编是官修史书，材料来自清宫档案。因此，太庙前殿之柱为沉香柱。奇楠沉香（金丝楠木）帝皇香！金坚玉润，如石投水！永垂不朽！万古流芳！（当世无活体树）

2、1924年有哪些名人和伟人出生？

闵恩泽(1924.2.8-2016.3.7)，四川成都人，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之一，是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催化剂之父"。

宇宙战机2,捡漏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郑拓彬，生于1924年2月24日，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乡店头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学教员、延大烟场场长、鲁艺东北行军运输队队长、华北联大鲁艺系总务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被调至国家贸易部工作，先后任科长、副处长、处长、专员、副局长、局长等职。在他的45年对外贸易生涯中，出访过上百个国家、地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无数历史性的合同、贸易协议书，经历了人民共和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巨变，对中国外经贸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海宁市，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1996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筹委会委员。1998年，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蔡博(1924年5月25日ー1991年9月18日)，湖南双峰人，蔡和森与向警予之子，出生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历任中国钢铁研究总院炼铁研究室主任，技术顾问。中国金属学会第四届理事，炼铁学会副主任、副理事长，武汉钢铁学院顾问和兼职教授等职。2015年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蔡博是获奖章人之一。

清格尔泰(1924年6月-2013年12月27日)，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人，是中国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内蒙古大学教授，在其一生中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其著作远销海外，而清格尔泰教授本人也多次获得国际各种荣誉。

邓稼先(1924.6.25-1986.7.29)，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邓家祖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吴光南，1924年7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农作物生理学家，水稻专家。探讨光温周期、氮素营养、内源激素和生长调节剂对水稻生长发育的调节机理，从籼稻幼穗来源的胚性愈伤组织中鉴别出特异性"胚胎蛋白质"，为胚胎发生的分子水平调节打下基础;引进和指导合成多效唑、4pu-30等新的生长调节剂和化学杂交剂，并研究其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技术。

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2016年4月14日)，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曾领导和参加多种导弹、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试验。他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为向太平洋成功发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重要贡献。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其代表作品有《梁思礼文集》、《向太空长征》等。

黄宏嘉(1924年8月5日-2021年9月22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临澧，微波和光波导学家，微波电子学家，光纤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生前是上海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微波与光纤传输研究，创立了"超模式"概念，取得理论上的突破，使微波与光纤研究的模式耦合理论建立在理想模式、本地模式和超模式的完整理论体系上。他是我国单模光纤技术的开拓者，最早研制出了中国的单模光纤，为我国微波技术及光纤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曾融生（1924年8月16日—2019年10月22日），祖籍福建平潭，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固体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1958年开始在青海、甘肃首先发现地震记录图中大角度反射地震波，并应用面波相速度来研究地壳构造，提出了地壳的分区。著有《固体地球物理学导论》一书。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融生在中国首次应用地震面波的相速度来研究地壳构造，发现1974年5月云南昭通大震的多重性，从而对大地震的破裂过程有了新的认识。在地球动力学研究中，提出张性盆地和盆地中强震发生的统一动力学模式，以及印度-欧亚大陆碰撞过程的新模式。

侯波(1924年9月17日-2017年11月26日)，山西夏县人，中国著名女摄影家。1949年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长，同年调入中南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专职摄影达12年之久，她用镜头记录了叱咤风云的共和国伟人们尤其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留下许多永恒而珍贵的历史瞬间，后被誉为"红墙摄影师"。

高焕昌(1924.09~2012.10.30)，河北省深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指挥员，新疆军区原司令员，第十三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39年8月参加深县抗日武装游击队，1940年5月加入八路军，194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马杰三(1924-2015)，河北省曲周县人，空军将领，中国第一代飞行员。1940年3月参军。1945年在延安机场任参谋，期间参与组织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专机安全保障工作。1945年10月赴东北参加老航校创建工作并学习飞行。1948年9月毕业于该校飞行一期乙班，并任东北老航校飞行员。1950年后，历任空军混成第四旅大队长，空五师15团团长，空五师副师长、师长，广州军区空军汕头指挥所副主任、空七军副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任副主任、主任。中校军衔。受到周总理和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全程见证和亲历了人民空军的初创和建国后20年国土防空作战。

陆婉珍(1924年9月29日-2015年11月17日)，出生于天津市，原籍上海，分析化学与石油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陆婉珍是中国公认的近红外光谱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国近红外光谱技术的领路人。

黎介寿(1924年9月13日-2023年1月30日) ，出生于湖南浏阳，普通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学院教授，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解放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肠功能障碍的研究，尤其对肠外瘘、小肠移植、临床营养支持治疗、短肠综合症、重症急性胰腺炎、肠黏膜屏障功能的研究与损伤维护、损伤控制性外科概念的研究与推广等方面有丰富治疗经验与卓越效果。

黄祖洽(1924.10.2-2014.9.7)，生于湖南长沙。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物理学报》主编。

肖蔚云(1924年10月-2005年1月21日)，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长期从事法学教育和教学工作，1980年至1982年参加修改宪法工作，1985年至1999年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筹建，为"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郑哲敏(1924年10月2日-2021年8月25日)，出生于山东济南，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物理学家、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王振义(1924.11.30-)，江苏省兴化人，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和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大陆学者之一。

池志强(1924年11月16日-2020年1月7日)，浙江省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人，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长期从事药理学研究，在抗放射损伤药物、神经系统药物研究，成绩突出;早期从事血吸虫病化学治疗、锑剂解毒研究，采用二巯基丙磺酸钠解锑毒，有显著疗效;研究放射损伤化学防护，找到一些对实验动物有防护作用的药物，并对其防护作用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从事分子神经药理的研究，特别对强效镇痛剂、阿片受体的分离纯化及选择性配体研究有一定影响。

刘存智(1924年11月11日~2013年10月22日)，是通辽(今属内蒙古)人，祖籍山东庆云。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任广州军区代司令员(大军区正职待遇)，第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郭兴(1924年11月-2018年11月29日)，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金章村人，原北疆军区司令员，著名抗日英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之原型。16岁参加八路军，18岁任太行五分区武工队长、辉县抗日政府区长；他带领武工队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胆略和睿智，像匕首一样插入敌人心脏，炸碉堡，毁铁路，歼日寇，除汉奸，神出鬼没，出奇制胜，曾获"太行山特级战斗英雄"殊荣。

朱光亚(1924.12.25~2011.2.26)，湖北武汉人，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吉林大学物理学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入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

李文模(1924年12月-2016年12月)，四川省阆中市老观区方山乡铺山垭人。1935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军史上唯一一位老红军出身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抗美援朝、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炮击金门等作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0晋升为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3、为什么会选中叶光富这个新人？

着眼于未来的中国航天人员梯队建设，老中青搭配，布局未来30年航天员人才队伍培养。

4、降维打击有多恐怖？

在《三体》小说中描绘了这样一个经典场面，由强相互力材料制成的水滴探测器在人类庞大的太空舰队中毫无阻拦的航行穿梭，将人类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太空屏障”击得粉碎，人类太空舰队几乎全军覆灭，而水滴依然光滑如镜。

到了后面，更高级的文明随手丢出一个二向箔，便将整个太阳系变成了一张二维画卷，不同科技水平所带来的文明差距在这一刻表露无疑。于是，人们将这种文明等级差距太大的战争称为“降维打击”，虽然这只是科幻小说中的桥段，但在现实世界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随后欧洲人开始源源不断渡过大西洋登上美洲大陆，两种不同文明在人类走出东非大陆后再一次遭遇。

似乎人类社会内部也同样遵循“黑暗森林”法则，两种文明相遇没有和平共处，更没有共同发展，而是很快爆发了冲突和战争。

在随后几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英国人用枪炮、马匹和病菌先后征服了美洲4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消灭了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三大帝国，屠杀了90%以上的印第安人。

而卡哈马卡战役便是这一系列战争（屠杀）的残酷缩影，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示了殖民过程中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进行降维打击的残酷无情。

1532年11月16日，西班牙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与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相遇。双方当时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皮萨罗的手下只是一群由62名骑兵和106个步兵组成的乌合之众，而阿塔瓦尔帕却统治着数百万忠诚的臣民，率领着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战凯旋的8万精兵。

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在两人见面短短几分钟后，皮萨罗就将阿塔瓦尔帕俘虏，并勒索了有史以来最大一笔赎金。这笔赎金的黄金足够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的房间。但在赎金交付后，皮萨罗却违背自己的诺言，将阿塔瓦尔帕处死。

而与之相比，在这场会面不久后爆发的冲突结果更是让人跌破眼镜。

卡哈马卡战役当阿塔瓦尔帕将神父递给他的《圣经》扔在地上后，西班牙人率先向印第安人发起了攻击，他们骑着高大的战马顺利冲开了人数众多的印第安士兵，将其践踏在地；他们挥舞锋利的铁剑，轻松斩下印第安人的头颅，刺穿他们的胸腹；偶尔发出的一记火枪，在很远处就将一个印第安人击倒。

而与之对比，印第安人使用的狼牙棒、木棍和弹弓却很难对全身披甲的西班牙人造成致命威胁。

在这样的装备差距下，战争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战斗演变成了屠杀。

夜幕降临之前，惨烈的厮杀结束。

印第安人被杀死6-7千人，剩余7万多人只因西班牙人累得无力举起屠刀才告幸免，相当于每个西班牙人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平均杀死了40人，而西班牙一方却未损失一兵一卒。这样的战斗结果古今中外世所罕见。

如果说，这一次存有侥幸的因素在其中，那么接下来双方爆发的大大小小的战斗结果再次证明了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是靠人数所能弥补的。

在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从卡哈马卡向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进军期间，又分别爆发了豪哈、比尔卡苏阿曼、比尔卡康加和库斯科4次大小战役，参加这四次战役的西班牙骑兵分别只有80人、30人、110人和40人，而他们所要面对的印第安人则有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然而每次战斗的结果都是西班牙人大获全胜。

1536年，印加帝国最优秀的将军基佐在利马围困住了西班牙人，并打算向该城发动猛攻时，两个中队的西班牙骑兵向他们发起了冲锋，并在第一次冲锋中击溃了印第安人军队，并杀死了基佐和其他指挥官。

而在不久后一只由26名骑兵组成的小股部队利用类似的冲锋击溃了下一任印加皇帝曼科亲自率领的最精锐部队。

为什么在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中经常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呢，为什么西班牙人往往能够轻松战胜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于自己的敌人呢？

一、以马匹为代表的军事装备的巨大优势一匹战马在战斗时所带来的机动性、冲击力以及居高临下的战斗位置，使得空旷地带的步兵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西班牙的殖民战争中，更是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始终。

公元前1800年左右，马拉战车的使用改变了中国、近东和埃及等地的战争方式和格局。在马鞍和马镫发明后，马匹使得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匈奴人和一波接一波的蛮族对罗马帝国及后继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最后以蒙古人于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征服亚洲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而达到高潮。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仍然保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并将马匹作为重要的运输工具。

除了马匹之外，西班牙人所持有的铁剑和火枪可以轻松破开印第安人的软革皮甲夺走他们的生命，而印第安人的木质或石质武器却很难对西班牙人的全身铁甲造成威胁。

二战前夕的波兰骑兵

二、病菌开辟了殖民道路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腺鼠疫等传染病对于欧洲殖民者开辟殖民地并杀死当地原住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甚至超过了军事装备的巨大优势。

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远远走在欧洲人之前，杀死了90%以上的美洲土著人。

而在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天花病毒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中，在1526年左右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数朝臣，随后杀死了他的指定继承人。

这些事故导致了阿塔瓦尔帕与其兄弟之间的皇位之争，加之天花病毒的肆虐造成大量印第安人死亡，严重损耗了印加帝国内部军事力量。而西班牙人在长期与细菌病毒的共存时间里，逐渐形成了对上述传染病的免疫能力。这些对印第安人致命的病菌丝毫无法奈何这些征服者，反而成了他们的开路先锋。

三、文字所蕴含的巨大能量除了上述这些可见的因素外，文字对战争的影响也同样不可估量。西班牙具有十分完善的文字系统，在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到皮萨罗入侵印加帝国的几十年间，各种关于新大陆的文字记载、旅行日记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各地的风土人情、行政组织、军事部署等等，这就为皮萨罗了解印第安人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而相反，印加帝国并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文字，相互沟通只能依靠口头传播，这就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短时效性，各个部落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哪怕西班牙人已经屠杀了几百公里外的一个部落，其他部落的人对于这个来自大洋另一端的文明仍然一无所知，甚至阿兹特克皇帝蒙特朱马还将这些残暴的殖民者当做神明来崇拜。

当然除上述三个方面原因之外，行政制度的不同、军事策略的相异以及人员士气的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个文明碰撞之后的结果。

卡哈马卡战役的反思通过卡哈马卡战役以及其他殖民侵略战争，除了让我们对西方殖民者文明外衣下的残忍和暴虐有了更新和更深的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引起对不同发展水平的文明对抗结果的深思。

一个拥有八万人的庞大军队面对不到二百人的散兵游勇竟然毫无反抗之力，这样的结果看上去匪夷所思，但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却使其成为了可能。文明之间的冲突从来不是角斗场上的公平竞争，而是科技、体制、生产力的全面对抗，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屠杀，从来都是古今不易的道理。

三体中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也是黑暗森林法则成立的先决条件，所以在地球这个很小的黑暗森林中，两个文明为了争夺有效的空间和资源必然会爆发冲突，而落后的文明则必然在冲突中衰落甚至是灭亡。

西方文明自诞生以来就相信丛林法则，近代更是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在也依然坚持零和游戏，所以在面对不同于己的文明时往往不会像中国提倡的那样求同存异，互利共赢，而更愿意举起手中的刀剑，直到一方屈服或灭亡。所以我们不能在虎狼环伺的环境中还对敌人抱有最大的善意，同时提升自己的科技水平和文明实力，才不至于向印第安人那样被降维打击，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