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冲锋工程师,出路在何方?

2023-09-02 15:14:06 39阅读

大冲锋工程师,出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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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何不愿意采购马克沁机枪?

马克沁机枪由美国工程师马克沁于1884年研制成功,是世界上第一款能够连续自动射击的机枪。

在马克沁机枪问世后就大显威力,1892年英国殖民军在非洲南部马塔贝莱兰与祖鲁人遭遇,在战斗中,50名英军装备了4挺马克沁机枪,而他们面对的却是5000名祖鲁勇士,但战斗的最终结果却是3000名祖鲁人倒在了马克沁机枪的枪口之下,他们甚至没能靠近英军100米范围内。在马克沁机枪问世之前,没有一支军队能像英军一样,获得如此兵力悬殊的胜利。

那为什么50名英军士兵能抵挡百倍于自己的祖鲁人呢?我们以马克沁机枪弹带250发计算,在战斗开始的头30秒里,4挺马克沁机枪就在1500米到2000米处制造了一个由1000多发子弹组成的死亡屏障,而祖鲁人虽然有5000多人,但他们手中的标枪只能投资60-70米,在这场战斗中,当马克沁机枪响起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1896年,大清国全权特使李鸿章访问英国,他在伦敦参观了一种新式武器,而这种武器就是著名的马克沁机枪。在几分钟内,马克沁机枪就将一人粗的大树拦腰打断,李鸿章不禁叫道“太快,太快”。然后一问价格,又说道“太贵,太贵”,于是便没有购买。

不过即便如此,李鸿章在回国的时候还是购买了3挺马克沁机枪用以研究。

马克沁机枪价格昂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其机构非常复杂,当时只能纯手工打造;二是其射速太快,最快的时候能高达每分钟600发,这种高射速使得马克沁机枪威力巨大,成为了其优势所在,但这种优势又使得马克沁机枪对子弹的消耗巨大,这种消耗又成为了马克沁机枪推广的巨大障碍。在我国1940年编制的一本《新编马克沁机枪全书》中,仍然把弹药消耗量巨大、补充困难、缺乏持久性作为了马克沁机枪的重大缺点。

▲我国1940年编制的《马克沁机枪全书》

价格昂贵、消耗量巨大就成为了马克沁机枪在当时不仅清朝没有大量装备,各国也没有大量装备的原因。此外当时的马克沁机枪还有个巨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手摇加特林机关枪,就在马克沁机枪问世后的10多年里,美国还在继续大量装备加特林机枪。在中国,仅金陵制造局一家就在1892年制造了20挺加特林机枪。

▲清朝装备的加特林手摇机关枪

所以,不仅是当时李鸿章不愿意大量装备马克沁机枪,而是世界各国都普遍没有认识到马克沁机枪的作用,各国都没有普遍装备马克沁机枪。

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各国才普遍改变了对马克沁机枪的看法。在一场战斗中, 数千名日军士兵向俄军驻守的203高地发起冲锋,但随着山头上俄军马克沁机枪的响起,成片的日军士兵应声倒地,在持续了一天的战斗中,日军的尸体堆积了5层,以至将山腰的壕沟都填满了。虽然日军最终占领了不足30米高的203高地,但也足足花去了9个昼夜,轮番进攻,最后付出了战死17000人的代价,其中绝大多数是死在了马克沁机枪的枪口下。

当时观战的英国观察员这样说道:“当马克沁机枪的枪声响起的时候,骑兵能做的就是给步兵做饭了。”日俄战争中马克沁机枪发挥的威力,才让各国认识到马克沁机枪不仅对武器装备差距巨大的祖鲁人管用,在双方武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谁装备了马克沁机枪,谁就占据了优势,此后各国才开始普遍装备起了马克沁机枪。

▲北洋新军中的马克沁机枪

后来清廷也认识到了马克沁机枪的作用,马克沁机枪在此后也在清军中大量装备了起来。在1911年10月,清廷集结了6万北洋新军,在直隶永平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是为“永平秋操”,在这次操练中,北洋新军就装备了大量的马克沁机枪,这也成为了当年这场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最为亮丽的亮点。

所以综合来说,并不是李鸿章嫌马克沁机枪太贵,也是因为马克沁机枪有替代品,手摇加特林机关枪,而是在李鸿章时代,人们没认识到马克沁机枪的真正作用。日俄战争后,当人们认识到马克沁机枪的作用后,即便是大清也开始大量装备了马克沁机枪。或许,如果李中堂在认识上能领先一步,抢先大量装备马克沁机枪,或许甲午战争中,清朝至少在陆战方面就不会输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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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哪些管得住学生的方法?

作为一名冲锋在教学第一线23年的教师,见识过许许多多教师的教育方法,感慨良多。

书本上的学生管理方法只是一个美好而远大的目标,在现阶段,实施起来难度很大

午夜梦回的时候,我有一种错觉:书本上描写的学生管理方法为什么我没有遇到过,顶多只是坐在报告厅的台下听到过?

在这个基础上我一度灰心自责:或许是我的问题,是我资质平庸,悟不到其中的法门。

然而,23年弹指一挥间,我终于不再迷惘:一个人能有多少个23年?既然我23年间看到的都是这个样子,或许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题主一样:不去汗牛充栋的教科书里寻找答案,偏偏来到不怎么为庙堂欣赏的“头条问答”里来求真觅宝,归根结底还是认为那些可以藏诸名山的典籍只能作为典籍,并不实用。

我刚刚上班那会儿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教育界树立起的典型人物是魏书生。那个时候,很多校长的案头都有一本儿魏书生的专著,往往有砖头那么厚,比如《班主任工作漫谈》。不过也就是摆着,是办公室装饰的一部分。

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自述,自己每个学期只利用一到两周时间就上完了一个学期的课,剩余时间都是全国各地作报告,由学生们自学。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是,据说他的教学效果还非常好,学生的纪律性还非常强,一些细节甚至被传为奇谈。

比如,由各地教育部门组织的观摩学习小组到魏书生任教的班级去参观,班级里的学生对在窗户外、教室后面的参观人员毫不为意。该学习还学习,头都不抬,丝毫不受影响;下课遇到参观的老师还能大大方方地打招呼。

彼时,“素质教育”的说法刚刚兴起,学生们不像今天这样敢于随时随地挑战老师的权威,往往都对老师保持着足够的敬畏。

看到这种情况,很多老师一直感慨:啧啧,看看人家的孩子,得体又大方!

而今想来,当时的我们多么单纯:难道全国各地的观摩小组去参观,被参观的学校会一点都不准备,原汁原味把这个班展示给你看?即便魏书生自己不在意,学校其它老师、学校的主管部门也不可能不在意吧?如果出了问题不是给自己抹黑吗?

而且,只要浸淫在学校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学校boss是不会允许一个班级长期没有老师的。即便是一些人在师资力量不足的时候长期吃“空箱”,学校也会配备上代课教师。我们怎么就单纯地相信魏书生的话:“学生们一个学期都在自习”呢?开个玩笑:起码,学生们的迟到、早退、上下课就会成问题。

如果这一切都不成问题,那么魏书生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总之,现在想来,可能魏书生的东北人基因,让他的口才着实了得,不但为自己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当地也乐见这样的典型——毕竟是为当地教育增光添彩的事情嘛!

窥斑知豹,有一句古话绝对颠扑不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后来呢,我还真听过几场魏书生带队的一些著名教育专家的专场报告会。这些人的来头都不小,其中一些还是教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我当然不能说人家讲得不好,人家讲得非常好,那种高度我绝对难以企及。

一位专家讲了一段示范课,我的感慨是:如果一名普通老师一字不差、神情细节都惟妙惟肖地这样讲同一节课,得到的评价大概率会是:自我发挥过多,完全没有按照教材的编排进行。

当然了,正是因为人家身份特殊,相关解读就可以是:人家重新解构了教材,并不拘泥于教材,特别具有创新精神。

至于魏书生当时的讲座,我只记得他集中在讲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孩子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就根本不可能热爱祖国。——太正确了!

不过,除此之外,我觉得他的演讲非常讨巧,既有网文标题党的嫌疑,又有讨好听众的味道——毕竟坐在台下的听众,大多数都已经有了子女,甚至于子孙满堂。

我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从1979年高考恢复以后就开始研究学生的管理方法;在2000年之后,“素质教育”提出并全面实施,学生管理到底是较之以前简单了,还是复杂了?

如果是简单了,我想题主不会来问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现在学生的最大问题在于“特别难管”!

有时候,我们国人走路就喜欢走极端:不是太靠左,就是太靠右。

八十年代之前、甚至于九十年代之前生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特别“惧怕”老师,说是“战战兢兢”都不为过。

那个时候,无论老师如何教育孩子,学生家长都和老师站在一起,学生往往没有发言权。孩子只要回家反映自己在学校被老师“收拾”了,那么迎来的极可能是“男女双打”。有鉴于此,那些“聪明”的学生往往选择“什么都不对家长说”。

这种教育管理方法是不是先进,这里不做讨论。但是,现在的学生,显然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不但不惧怕老师,顶撞老师都是常态,偶尔还能见到一些“学生打老师”的相关报道,让人扼腕叹息。

可以说,此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老师开始怕学生了。

正因为如此,2021年3月1日,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生惩戒规则(试行)》——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这说明在此之前,许多老师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惩戒权,学生的管理似乎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所认为的学生管理方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我始终以为,既然是管理,就一定有身份上的区分。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老师和学生应该完全平等,是一种“朋友”式关系。

这种说法只能用来写作文、写诗歌,事实上绝对无法实现。因为谁都知道这个世界之上不存在绝对的平等,朋友之间也有利益纷争。

我记得在“学习强国”的慕课里,清华大学的一名老师讲到教育管理时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学校和监狱有一定相似之处。它们都有一定的规则,其中的人们要遵守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具有强制性。比如,义务教育本身就带有强制性;而且,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学生就要进教室;学生就要按时到校等等,都具有强制性。”

大意如此,当时就让我耳目一新——这样的说法应该让学生家长多听一听,让学生多听一听才是。学校不是一个过分张扬自我的地方。

身为教师一定要在学生面前保持威严感——“恩威并施”是最高准则。

很多新入职的教师特别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觉得自己对孩子这么好,学生应该感受到自己的爱,从而加倍学习。

我不能说这没有用,但我们不要忘了:只要是一个人,天生就排斥知识学习。不相信你可以问问自己,你已经是一名成年人了,现在让你学习一些东西,你会发自于内心乐意吗?

你更喜欢的是“吃鸡”和看小姐姐吧?

如果你觉得我的这种说法还很单薄,我给你举一个丝毫不掺水分的例子——卢安克。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人,事实上他可是2006年感动中国的候选人。如果你在2006年已经长大成人,应该对他有很深的印象。

卢安克在1997年来到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在广西的大山里待了18年,辗转多个村庄,生活简陋。

他真真正正做到了和孩子们像朋友一样相处,甚至和他们在泥地里打滚。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他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扬,始终让我们热泪盈眶。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他的这么多年坚持有没有显著提高孩子们的成绩,答案应该是“没有”。

我还记得当年的采访片段,他自述在一些教学点,正是因为自己这些和学生亲密无间的做法才导致孩子们成绩不升反降,不怎么教育管理者的待见。他的希望一直是:不被打扰,不被报道。

他就是单纯地希望和孩子们相处——就那么单纯。可我们呢,我们需要“成绩”,学生家长也需要“成绩”,十五年寒窗之后的孩子们同样需要成绩。

希望每个人正视这个现实,不要在该谈成绩的时候,跟我谈情怀。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不是主课老师,我所担任的学科没有任何考核压力,我也会和孩子打成一片,我也会在每一个家长面前伸出大拇指:“你的孩子是最棒哒,加油!”

冷酷到底——在学生面前,“不要笑”是一个准则。

这个建议应该还会受到很多指责:微笑,是人类最美的语言。我承认:这句话是一句漂亮的诗歌,对今天的学生好像不那么适合。

我的经历是:只要我在孩子们面前板起一副面孔,喜怒不形于色,学生的成绩往往比较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为孩子们高兴,我会在走出教室之后,回想起一些可爱的孩子的脸庞笑出声来。

我看到的景象是:那些从来不笑的老师,班级成绩往往名列前茅;那些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带第一个班级时,往往因为自己的笑而让考试成绩不如人意。

有的老师说:“如果老师不笑,学生还试图想笑;如果老师微笑,学生们就想大笑;如果老师大笑,学生们就会疯掉。”我觉得虽然偏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生治生”,这或许是一个办法

“以生治生”是我看到身边一些泼辣的教师采用的一种办法,表面看起来非常有效,但我没有试过。

具体做法就是:挑选出班级里的刺头儿,他们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惩罚起自己的同学来非常有一套。而且,同学之间的惩罚往往还不容易被学生家长挑刺。

我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违反纪律的学生被班级里这些学生揪出队列各种“收拾”,甚至于“脚踢”、“手扇”的行为(我特别不赞成,特别恶心)。奇怪的是,这种方法往往还比较奏效。

唉,一声叹息。

敬畏,敬畏,敬畏

总之,我始终认为,现在的学生普遍缺乏敬畏之心。想要管住学生,必须让他们生出敬畏之心,最好是让学生家长也生出敬畏之心。

2012年感动中国的十大杰出人物?

“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于2013年2月19日晚8点在央视一套综合频道播出,罗阳、林俊德、李文波、张丽莉、陈家顺、陈斌强、周月华艾起夫妇、何玥、高秉涵、高淑珍被选为年度人物。下面请跟我们一起走进爱与感动的海洋—— “感动中国”人物 拨动心灵深处的弦。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在2012年度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的节目录制现场,无论是观众,还是主持人、受访者,似乎都被一种无声的精神力量感动着,不经意间热泪盈眶。

2012年度的“感动中国”人物,有的是从事国家高科技研究工作的院士、工程师,有的是负责一方工作的人民公仆,更多的则是“小人物”。他们中有些人为国家、民族贡献出了全部青春甚至生命,更多的则是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平凡生活中赢得了尊重。

当物欲的强光让人迷失,当财富与权力霸占一席之地,当社会的价值取向被影响……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些人物的故事吧,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热忱让你我重拾感动与感激之情,拨动你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根弦。

林俊德:工作到最后一刻

【颁奖词】大漠,烽烟,马兰。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

【事迹】林俊德,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2012年病逝。

林俊德入伍52年,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倾尽心血,在癌症晚期,仍以超常的意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林俊德的中学和大学都是靠政府助学金完成的。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从事核试验研究。由于核爆炸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测量仪器研制一直存在很大难度。林俊德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独立创新制作了钟表式压力自记仪,为测量核爆炸冲击波参数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数据。在之后40多年的科研旅途中,他先后获得30多项科技成果。

2012年5月4日,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拒绝手术和化疗。5月26日,因病情突然恶化,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醒来后,他强烈要求转回普通病房,他说:“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林俊德住院期间,整理移交了一生积累的全部科研试验技术资料;多次打电话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5月31日上午,已极度虚弱的林俊德,先后9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要下床工作。于是,病房中便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病危的林俊德,在众人的搀抬下,向数步之外的办公桌,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

5小时后,心电仪上波动的生命曲线,从屏幕上永远地消失了。这位军人,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冲锋。

临终前,林俊德交待:把我埋在马兰。马兰,一种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大漠中仍能扎根绽放的野花。坐落在那里的中国核试验基地,就是以这种野花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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