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保卫战前线攻略,潼关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王国保卫战前线攻略，潼关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东汉末年，黄河水位下切，加之稠桑原顶端的森林植被已经被破坏，所以先秦时代的函谷关已经失去了天险的作用。于是，位于淆函道西端的潼关就做了替补。
有关潼关的第一次历史记载是曹操与马超的战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马超等屯潼关。”不过，最后曹操虽然打胜了，却留下了“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的“美谈”。
潼关位于名为麟趾原的黄土塬体上，和函谷关所在的稠桑原一样，麟趾塬也是顶面平坦，且从秦岭延伸下来直到黄河岸边。所不同的是，函谷关位于稠桑原之中，而潼关则位于海波550米的麟趾塬之上。
麟趾塬东侧是名为远望沟的深沟，西侧是名为禁沟的深壑。二者沟中都有水，在水流和雨水的反复冲刷下变得壁如刀削。潼关初建时，从函谷关方向来的敌人想要经过麟趾塬必须先登上塬顶，再下禁沟，然后顺着潼水走到潼水、渭水和黄河三水交汇之处才能进入关中。所以汉潼关就建在了下塬的必经之路。
但是，一般而言，但凡守卫重要城市首先靠的就是外围的关隘，仅仅凭城拒守总是不明智的。所以想要登上潼关拒守的塬体必须要经过潼关第一道门户——金陡关。即使打破金陡关，前面还有一条名为黄巷坂的窄路。想登麟趾塬，只能通过黄巷坂。这条路和函谷道一样，南面紧靠高原，北面和黄河之间有一高岸隆起，形成了南依高原，北临绝涧的形势，中间唯有一孔道，宽仅数米，仅容单车，也是丸泥可塞。当地人亦称之为“五里暗门”，“五里”言其长度，“暗门”形容其险峻。因为道路奇险，所以非常适合伏兵
唐代诗人杜甫曾在《潼关吏》中这样描述潼关东门外的险要：“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沿着黄巷坂上了塬体，才算来到大boss潼关面前。但是这还不算完。大boss潼关背后还有一个查岗的原配时常盯着潼关的一举一动，这个原配就是禁沟。通过潼关城后，下了塬体就来到了禁沟。
禁沟，北起禁沟与潼河交汇处，南至秦岭，南北长约15公里。禁沟沟底经过长期雨水冲刷，形成了一条宽30米的坡道，成为通往潼关城后路的一条军事要道。由于禁沟向南可以直抵秦岭，并通向武关方向，倘若敌人自武关方向来，就会绕过潼关直接进入关中，因此禁谷的防御是潼关防守的重中之重。作为潼关防守的配套，在禁谷山谷两侧建有十二个关隘，称作十二连城，因唐朝时禁止行人通行，所以才取名为“禁沟”。
禁沟两侧烽火台已经渐渐湮灭
到了隋朝，在汉潼关以南大约4里处，位置大约在城北村与杨家村之间，因为雨水与沟中水流的长期冲刷，麟趾塬出现了一条沟道，上达禁沟，下抵塬体，当地人称此沟为“坑兽槛谷”。为了控制这条新的通道，隋朝在该沟道上口北侧修建了新潼关。于是，汉潼关被称为潼关南城，隋潼关被称为潼关北城。
到了公元691年，也就是唐朝武则天时代，潼关遇到了和汉函谷关一样的问题，那就是黄河水位下切。汉朝初建潼关，因为黄河紧贴着塬体流淌，要想通过潼关只能登上麟趾塬，但随着黄河不断冲刷，河道不断加深，河床不断下降，原来的河床已经裸露了出来，形成河滩，从而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行人从黄巷坂出来，不必再登塬，直接从河滩上过去就行。
如此一来，麟趾塬上的汉潼关就成为了摆设。因此唐政府就给潼关挪了地方，从塬上移到了河滩，新修建的唐潼关在黄河河谷南侧一个晚近形成且海波在400米左右的低台地（麒麟山高阜）上，南距麟趾塬汉潼关约2公里，同时也把原来经汉潼关走禁沟的旧路废止了。
最后，附上《山海关志》中的一句话足可说明潼关的意义，“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
战争史上有哪些打了胜仗但实际上败了？
历史上著名的打了胜仗方其实败了，而打了败仗方其实是胜了的战役，有下面的一些，举例分析如下：
淞沪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早期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投入了约80余万人，日本侵略者投入了20余万人，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伤亡近30万人，而日方仅仅损失4万人，战损比将近7:1，而且，中国还把大都市上海丢失了。可以说，对中方而言，淞沪会战是惨败！但为什么说中国其实又是胜了呢！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输了战役，赢了战略，具体有以下几点：
打破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生活的战略计划，淞沪会战持续时间长达三个多月，让日本意识到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多么狂妄可笑的言论和计划。计划受挫，日本士气受损；日本国小民寡，资源稀缺，一战之下，就损失4万精锐，对他们的实力是极大的消耗，为中国持久战提供更好的环境；改变了日本的战略方向，日本开始的战略是从北向南，横扫中国；此战过后，战略态势改为了从东向西！地理优势凸显出来；淞沪会战，全国参与，10万将士出川，6万广西兵东进，4万贵州子弟奔赴淞沪战场，数万西北军南下……还有数万东北军，还有中央军主力，全国人民都投入到这场会战中，全民抗战开始，人和优势逐渐形成；淞沪会战是国家尊严之战，此战让其它国家认识到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天地可鉴，可昭日月。使中国获得了盟友的更多支持和关注，外部人和优势逐渐形成。所以，虽然淞沪会战，中国惨败，但中国在此战过后，凝聚出的地利、人和优势，为中国接下来的持久战营造了坚实的环境和土壤，在战略上中国胜了！
欢迎点评！！！
二战有什么冷门的知识？
对于意大利在二战中轴心国的表现！希特勒在临终遗言给出了终极评价：墨索尼里是SB！
甚至有学者认为二战中正是由于意大利拖后腿，才加速了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政权的灭亡。在此小编也感谢意大利加入了轴心国同盟。今天和小编来看看意大利如何坑队友的！德国对于意大利的加入一直抱有矛盾的态度！来看一个笑话就能理解德国的难处了！如果意大利中立，德军相当于增加了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加入同盟国，相当于德军增加了20个师。但意大利加入同盟军，德军需要50个师去保护他们！！！（后来德军相信了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敌人的话！希特勒仰天长啸古语欺人）1940年9月27日成立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核心的军事集团。先来看意大利的战前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这信念驱动之下，其他国家都忙着开发新武器时，意大利发明了保存食物的方法，为食物保存做出了卓越贡献！意大利的军服是绅士装，并且从全世界紧急购入了3000万吨红酒。意大利某著名红酒的包装上有“喝醉了便不会畏惧战斗了”这样的宣传语。在被敌军缴获的物资中，红酒比弹药的数量还多 。在离补给站10公里的战场上因为肚子饿，全军煮意大利面吃，然后全军被敌人轻松俘虏…
德军在沙漠中接收到意大利的救援请求，派出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当他们与意大利会合的时候，发现对方正用宝贵的水煮通心粉……午餐时间战斗会停止，意大利面吃完了就会失落地躲到战线后方……战略准备：
作战计划是宣战后才制定的……环保意识深入意大利！枪枝设计师为了保持战场清洁，而发明了可以把弹壳塞回弹鼓的机枪……手榴弹品质极差，丢出去不知道会不会爆炸也不知道何时会爆炸……飞机上不装无线电。并发明了一款超萌的风机！意大利有一次找不到适合放置炸药的仓库，便心想教堂不会遭到敌军的空袭而将100吨以上的炸药堆到了城市中间的圣纳扎罗教堂。结果教会尖塔被雷劈中……城市因大爆炸而瞬间炸飞了五分之一…
北非战场的表现:在北非战场意大利还是称王称霸了一段时间，用飞机大炮VS埃塞俄比亚的土著弓箭，最后仁慈的用毒气弹给敌人留下了全尸！！！但是好景不长啊！英美法介入战争了！对上意大利军队，对方士气会高涨，而连续打赢两次意大利的将军会被嘲笑。
在夜间有过这样“我们睡着了的话对方一定也睡了，因此不会被攻击的”这样的说法！不用想也知道最后的结果吧！北非一场战役中，为数不多的英国军坦克向意大利的反坦克炮阵地冲锋，刚开始时，意大利还开炮还击，但过了两三分钟就突然停止，摇白旗投降。战后英国人问其原因，意大利人理直气壮的回答：弹药箱没有撬棍打开！！！我竟无言以对。5000人的意大利军遇到一个连的英军设下的路障后就地缴械。
英军有在一战率领25人与10000意军作战，并俘虏8000人以上的战绩。北非，英军接受一群持枪的意大利士兵投降。英军由于忙着收拾战利品而来不及管理意大利俘虏，便向他们怒吼道：“别吵闹！到那边去！”，然后继续到处搜集战利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俘虏们为了寻找英军，只好把枪举在头上四处走动起来。还有，由于战俘太多，英军来不及造战俘营了，只要让军需官发给意大利战俘原材料，让他们自己搭个战俘营把自己关起来。在北非，隆美尔发现了一个关押意大利战俘的英国战俘营，就本着同志友爱来进行救援，结果，枪声一响，意大利人就跟着英国人跑……意大利一个整编师被287个美国人包围了，德国出动了3辆坦克进行救援，战胜了冒进的美国人。但在意大利童鞋完美的步坦配合下，美军跑掉了274个人……1943年北非战场结束。盟军开始登陆意大利，对其本土作战。美军轰炸撒丁岛前面两个小岛，上面驻扎了一万多意大利人，但是最后盟军轰炸总共炸死了40多意大利人，意大利就接受了美军飞行员的劝降。
1943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有一个战场，盟军激战一早晨，无一伤亡。惟一的损失是自己的飞机把空降兵投到了大海里（把沙洲当成了滩头）1943年7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由巴多格利奥组成的新政府开始与美英秘密谈判投降事宜，同时，希特勒在墨索里尼垮台后的次日便迅速集结了8个师，由隆美尔元帅任司令，8月初，越过边境进入意大利北部！都打到家门口了迎战的是德军。。。。。。。尤为值得一提的事儿是，英军以不到30台坦克的军队，摧毁了400多量坦克的意大利军队，三万英军士兵面对四十万意大利士兵时，英军俘虏了“大概五亩地的军官，200亩地的士兵”……西方谚语：“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二战名言。二战时意大利是轴心国之一，但总是打败仗，拖后腿，在北非战场上，意大利的部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来美军刚刚参与北非的战净，也是打了不少败仗，当时英国人就戏称美军为：“我们这边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对德国最有贡献的一次恐怕是在它投靠同盟国之后——意大利的装备被德国洗劫导致德国当年军工生产达到顶峰。意大利战场的战争打到1945年4月27日，游击队抓住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4月29日，德无条件投降书，并于5月2日生效。至此意大利战役全部结束！！血腥的二战中，意大利主要负责卖萌！铭记战争留下的创伤！珍爱生命！远离战争！袁崇焕是不是满清入关第一大功臣？
可以肯定的说不是！只能说一个作死的英雄遇上一个操蛋的皇帝，这个事在我看来只能这么总结了。
崇祯和袁崇焕之间的故事也是这么一个非黑即白的脸谱化的故事。
最初，崇祯杀袁崇焕，定的罪名并没有直说袁崇焕谋逆，但是字字句句都在暗示天下人说袁崇焕可能和清军有不正当的关系和往来，暗示说袁崇焕有重大谋逆嫌疑。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于是当世者看到的两张脸谱，一张是袁崇焕的恶，一张是崇祯的明。这是一个明君杀奸臣的剧情。
但是到了张廷玉等人参与修《明史》的时候剧情又发生了转变，因为清朝不承认自己覆灭了明朝政权，还哭祭崇祯，所以袁崇焕的死不能记在清朝身上，也不能说成崇祯是昏君，那么就拉出魏忠贤奸党余孽来当反派，于是脸谱变成了崇祯的庸，奸党的恶，袁崇焕的冤。
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明史》
而到了清末，为了革命，梁启超把袁崇焕树立为民族英雄，把他写成了当时大明王朝唯一值得期待的救星。于是这样的说法传播开来。剧情再次变化，这次的脸谱变成了崇祯的庸，皇太极的诈，袁崇焕的冤。
梁启超：“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尤其是到了金庸先生的手里，把民间传说写进小说，更大范围的流传开来。因为崇祯是汉人的皇帝，所以不会背最大的黑锅，扮演最坏的那个人。那么最坏的人就当然由鞑子皇太极来演。
到了前几年《明朝那些事》大热，当年明月再次把剧情写成了崇祯是正，袁崇焕是狂，毛文龙是冤。洗白了崇祯，将袁崇焕的死变成了咎由自取。
那么这些脸谱不断的变换着，到底哪一张更接近事实真相？
我可以在提供一个版本，这个板块里。崇祯是嗔，袁崇焕是权，毛文龙是狂。
简单说一下，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两个点，也就是崇祯杀袁崇焕的两大罪状是不是站得住，那么要看一个是毛文龙该不该死，一个是要看袁崇焕该不该和清军私下有接触，甚至是议和。
第一，毛文龙该不该死，我个人觉得，杀了是有点过份，但是毛文龙可不是当年明月笔下的大英雄加小白兔。这货完完全全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谈迁《国榷》：“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李朝实录》：“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有同群羊之见猛虎”。
孟森《明史讲义》：“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朝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管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即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毛文龙有功不假，但是过错也绝对不少。当年明月说毛文龙不费大明一分粮饷，军功甚隆，举足轻重的说法大多来自董其昌和钱谦益这样的文人的记载，而真正支持毛文龙最多的军政大员袁可立对毛文龙其实是既倚重又无耐。正面评价上报朝廷，负面评价都写在自己的笔记里。
袁可立：“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候俞旨施行。
袁可立：“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
明朝末期国家财政有多紧张，军饷的筹措有多难，这个不用我说了吧，毛文龙狮子大开口年年索要远超自己实际部队人数的粮饷，不给就不听指挥，给了也不完全听指挥。
面对这么个冒功贪饷，又不服从指挥，甚至为谋求私利，和清军偶尔眉来眼去的货色，袁崇焕杀他是有些轻率，但并不算张扬跋扈，自毁长城。
所以说，袁崇焕对毛文龙的做法可以说考虑不周，手腕不够高明。但是绝对不能说是国贼。
至于和清军的打打谈谈，有私下合议的举动。就牵涉到了崇祯的做人和当时的国家形势。
都说明朝晚期，官员无能，都是误国之人。崇祯说“朕非亡国之君 臣皆亡国之臣”，但是实际情况真的就是他说的这样么？为什么整个北京城破的时候没有人为大明王朝，为崇祯殉国。为什么崇祯死后大臣连给他收尸都不愿意。为什么到了南京那边还有阖门殉国的忠臣。真的是北方没有一个忠臣良将么？崇祯自己就完全没有责任？
我们先看看孙承宗这个明末能臣和崇祯的关系，前面的分分合合不说，就只看最后这一段关系
先前高第尽撤宁锦防线，右屯、大凌河等城被毁，孙承宗派人对其进行重新修筑，但不久之后清军却突然来围攻。孙承宗赶赴锦州，派遣吴襄、宋伟前往救援，而辽东巡抚邱禾嘉多次改变出师的日期，导致吴襄、宋伟在长山被清军大败。十月，祖大寿投降，大凌河刚被修好就被损毁。朝中大臣于是责怪孙承宗修复旧城导致失败，丧师辱国。孙承宗于是以病请辞。孙承宗又上书边关政务共计十六件事，但朱由检见书后却不采纳。孙承宗于是在高阳城居住七年，朱由检屡次召用，孙承宗全都拒绝。
再看孙传庭，
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第二年，明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第二次包围了开封。在这种形势下，明廷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再度起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崇祯帝亲临文御殿询问孙传庭有关镇压起义军的方略，并设宴款待，为他压惊，嗣后即速命孙传庭率禁卫军驰援开封。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崇祯帝连催孙传庭火速出关入豫。孙传庭则上疏回复：“兵新募，不堪用”。但心急如焚的崇祯帝不加理会，只是逼迫孙传庭尽快救援开封。孙传庭只得起兵驰援，于九月底进抵潼关。
起义军缴获了孙传庭的帅旗，士气大振，一鼓作气，乘胜攻破潼关。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策马大呼，战死阵中。但是孙传庭的尸体一直未找到，以至后来崇祯帝对其下落产生了怀疑，始终未追封加谥于他。
再来个陈新甲，
崇祯十五年，崇祯帝密使他与清兵图和议，一日，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崇祯更加愤怒。给事中马嘉植又弹劾新甲。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崇祯不许。新甲只得贿赂高层，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大力援救，拒不听。刑部侍郎徐石麒曰：“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斩。”九月二十二日斩于市。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这下多少清楚了一点崇祯是什么样的人吧？用得着大臣的时候，一脸急吼吼的模样，但是用谁疑谁，完全不听前线意见，常有急功近利的指令干预将领。对大臣也是用你的时候千般许诺，一旦出事，就立马翻脸不认人，先杀人后把自己的黑锅让大臣去背（参加陈新甲案），崇祯一朝十七年居然有五十相，一不合心意就贬官杀人换内阁。
总之就是个急功近利，不信任，不放权，瞎指挥，不担责任的坏领导。
官员们有很多奸佞之臣是一方面，但是崇祯也助长了整个朝堂的不正之风。让天下尤其是北方大臣彻底寒心。当时粮饷不足，连年饥荒，内忧外患，还要两面作战。辽东前线能和清军合议，腾出手里先解决内忧是不是好事？崇祯自己也想过要和清军议和，所以袁崇焕私下和清军接触并非是罪大恶极，是鉴于当时实际情况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事情能做，但是又不能说。关键是崇祯的为人和态度。以至于最后李自成主动和崇祯议和，请求关内为王，甚至愿意受封之后去辽东前线，但是崇祯太爱惜名誉，不肯自己先吱声，满朝文武鉴于孙承宗，孙传庭和陈新甲的例子，谁也不肯做主动提出来并一再劝谏这种给崇祯台阶下的举动。
杀袁崇焕真的就是崇祯觉得袁崇焕是骗子甚至是叛徒么？其实不是，清军杀到北京城下，他不肯承认自己在京师以北的关防上用人失察，面对清军围城这么丢人的事，杀袁崇焕一是找人顶黑锅，一是发泄这种屈辱。
所以崇祯是自己把自己作死的。袁崇焕只是做了些边关大将该做的应变，即使有越权和跋扈，但是罪不至死。毛文龙死得有些冤枉，但是也是咎由自取。
当年蒙古军队为什么非要打下钓鱼城呢？
钓鱼城，位于今天重庆市西部的合川区境内。今天的钓鱼城，给人的感觉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在十三世纪中期，发生在这里的钓鱼城之战，一举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这里也被西方人称为“上帝折鞭处”。
在人类历史当中，东方的游牧民族要远比西方的蛮族人更加强大。无论是大月氏、塞人，还是匈奴、突厥等，都曾在西方世界大杀四方，作威作福。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东方游牧民族的老路，疯狂对外扩张。蒙古人一路向西，血洗了伏尔加河以及黑河流域，这些地方的欧洲部落以及王国，几乎全部惨遭毁灭。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的途中病危。弥留之际，他为继承人留下了征服中原的战略计划：首灭西夏，联宋灭金，然后征服吐蕃、大理，最终消灭南宋。公元1234年，在宋蒙联军的强攻之下，金国灭亡。公元1247年，蒙古通过“平凉会盟”，降服了吐蕃。公元1251年，蒙古的蒙哥大汗继位，三年后，征服了大理。此时的蒙古，已经对南宋形成了战略半包围之势。公元1257年，蒙古的蒙哥大汗再次发动侵略南宋的战争，意图消灭南宋，一统天下。为了保证进攻南宋的胜利，蒙哥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安排三路大军，同时攻打南宋。他本人亲率西路军南下四川，然后从四川向江南进攻；东路军则交给他的弟弟忽必烈，从北向南打；兀良合台则是率领南路军从南向北打。按照蒙哥的计划，三路军要赶在公元1259年的五月，会师于南宋的都城临安城下，从而灭掉南宋。蒙哥的部署看起来很周密，实际上执行的并不顺利。兀良合台所率的南路军先是试图从大理出发，经贵州，攻打湖南，但最终失败；然后南路军又选择从越南出发，经广西，攻打湖南。由于北方的蒙古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加上南方的瘴气严重，使得南路军损兵折将，到达湖南时，仅剩两三千人马，这点人马对南宋构不成任何威胁。东路军的总指挥原本是塔察儿，当时南宋最精锐的军力基本都部署在襄阳、鄂州一带的防线上，导致塔察儿所率的东路军接连失败。一怒之下，蒙哥撤换了塔察儿，任命忽必烈为总指挥。当时的忽必烈已经在漠南经营多年，兵强马壮，人气很足。他对南方的状况非常清楚，知道如何与南宋作战，只有他才最适合担任东路军的统帅。忽必烈经营漠南多年，割据一方，这引起了蒙哥的不满，曾派人以查忽必烈下属账目为由，意图打击忽必烈。但由于蒙哥急于进攻南宋，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蒙哥的行为导致忽必烈与他离心离德，在成为东路军统帅之后，忽必烈并没有全力配合蒙哥发动进攻南宋的行动。因此，东路军在蒙哥的部署中也没发挥什么作用。亲率西路军进攻南宋的蒙哥，可谓是豪情满怀，意气风发，扑向四川。西路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成都，并向钓鱼城杀来。这不是蒙古大军第一次攻入四川，在宋蒙联军灭金后的第二年，蒙古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就亲率一支蒙军攻打四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道，在蒙古人的眼里，形同虚设。面对入侵的蒙古大军，驻守四川的南宋军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四川除了泸州和合州（今重庆合川）外，几乎全部失守。繁华的成都几度易手，惨遭蒙军焚烧屠城。公元1239年，蒙古大军再次兵临成都。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是南宋宗室，因无力抵抗，弃城逃走。成都知府丁黼虽然绝望，但仍不言放弃，率领七百厢军镇守成都。当别人劝丁黼逃走时，他直言自己的职责就是守卫疆土，然后出城迎敌，最终死于乱军之中。蒙古大军进入成都城后，当时的参议王翊与众官员还企图募兵进行抗击。当蒙古人看到身着官服的王翊正襟危坐在官署内时，便问其是谁，王翊答道：“小官食天子之禄，国家有难不能救，死有余罪，可速杀我。”蒙古人又问他为什么不逃走，王翊回答：“愿与此城俱亡。”蒙古人听后深为感动，他们认为王翊是个忠臣，不能杀。于是，蒙古人忽视王翊的存在，继续烧杀劫掠。看着蒙古人的暴行，王翊心如刀绞，选择跳井自尽，以身殉国。公元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兼任重庆知府的彭大雅为了抗击蒙古军队，带人巩固城防。彭大雅知道重庆的地理位置是易守难攻，但重庆城的泥墙是其致命的弱点，于是将泥墙修筑成砖石城墙。彭大雅是个蒙古通，当年蒙古和南宋商议联手灭金时，他作为南宋遣使的书状官曾前往蒙古，并将自己亲身见闻写成了《黑鞑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彭大雅见识过蒙古铁骑的风驰电掣，因此他针对其软肋进行设防，那就是加固城墙，并扩大重庆城的规模，将其延伸到了通远门、临江门一带，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重庆城”。当地的百姓和官员都十分不理解，对彭大雅在如此艰困时期大兴土木十分不满，大骂其不干正事。由于蒙古人就要打来，时间紧迫，彭大雅来不及向大家做过多的解释，依然带领众人不分昼夜的修筑城墙。蒙古人占据成都后，东进的第一站就是合州，这里处于嘉陵江、涪江、渠江的三江汇流之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嘉陵江南岸几公里处，有一座三面临水的小山，名叫钓鱼山。传说有一年当地闹饥荒，一位仙人从天而降，在此垂钓，钓得大鱼之后，仙人将鱼送给了当地灾民，此山因此而得名。彭大雅认为，可以在钓鱼山建一座小城，作为防御要塞。踞此城，可居高临下俯三江之险，易守难攻。这座小城，就是后来的钓鱼城。彭大雅的一意孤行，招来了朝中一些人的嫉恨，就在彭大雅筑城竣工，与敌鏖战之际，受人弹劾，被革职查办，不久贬为庶人，发配赣州，后于忧愤中死去。公元1241年，兵部侍郎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任重庆知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此时的蜀地，包括成都在内的川西地区大多已被蒙古人占领。这一年，蒙古的窝阔台大汗病死，国内纷争汗位，无暇顾及部署对南宋的大规模战争，南宋因此得以暂时的休整，同时对防御部署开始进行调整。余玠入蜀，壮怀激烈，发誓定要收复失地。为了广纳群贤，余玠在重庆设下招贤馆。隐居于播州（今贵州遵义播州区）的冉璡和冉璞兄弟情深义笃，聪颖勤奋，敏于事而慎于言。年轻时，兄弟二人遍游巴蜀的名胜和关隘重镇，目睹了南宋王朝的腐败，于是便隐居山林，躬耕自给。冉氏兄弟听闻余玠招贤之举后，深知蒙古大军占据四川后，势必继续南下，到时候他们所隐居的播州也难免战祸，于是毅然出山。余玠素闻冉氏兄弟的雄才大略，以上宾之礼相待。冉氏兄弟经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之后，认为钓鱼山这个地方扼守着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之口，三面临江，岩岸陡峭，易守难攻，是蜀口的形胜之地。兄弟二人还向余玠建议，将合州城迁徙于钓鱼山，派遣一员大将，囤积足够粮草，固守于此，远胜十万大军。于是，余玠继续前任彭大雅的未竟事业，开始扩建钓鱼城。冉氏兄弟组织军民，先后在钓鱼山构筑内外城池10余座，开挖水井92口，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囤积粮食。钓鱼城建成后，可容纳军民17万余人。随后，合州和石照县的治所也迁于此。钓鱼城的城墙层叠，互为犄角，如果敌军贸然攻入第一层防御，便会受困于内城和外城之间，守城的宋军可以居高临下，将其射杀。余玠还采取“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发动群众在四川各地依山建城，修筑防御工事，其中比较有名的除了钓鱼城外，还有奉节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金堂云顶城（今成都市金堂县）、蓬安运山城（今南充市蓬安县）、苍溪大获城（今广元市苍溪县）、剑阁苦竹城（今广元市剑阁县）、通江得汉城（今巴中市通江县）、南充青居城（今南充市高坪区）。这些山城防御体系，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奇效，被称为“四川八柱”。余玠在蜀期间，多次与蒙古军交手，战功卓著，四川的抗蒙形势逐渐好转。余玠与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统姚世安不和，当时朝中宰相谢方叔的侄子在姚世安的麾下。姚世安利用这层关系，请谢方叔为其在朝中说话。谢方叔偏听偏信，便在宋理宗面诬告余玠独掌大权，有不臣之心。宋理宗听信谗言，以金牌密令诏余玠回朝。余玠对朝廷颠倒黑白的处理义愤填膺，接诏后服毒自尽，这一年是公元1253年。公元1254年，余玠昔日的下属王坚升任兴元府都统兼合州知府。王坚出身于南宋名将孟宗政、孟珙父子所建的“忠顺军”。孟氏父子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将帅，在抗金、抗蒙的战争中，屡立奇功。余玠入蜀时，孟珙从京湖制置使司调拨了六千精兵和十万石粮食支援蜀地，这其中就有王坚。强将手下无弱兵，王坚入蜀后，跟随四川抗蒙总指挥余玠与蒙军在四川各地大战。收复兴元府后，王坚奉命率领兴州兵驻守在合州旧城。王坚主持钓鱼城防务后，他和副将张珏对钓鱼城的城池再次进行加固，钓鱼城的城墙厚度，在原有的1.5米基础上，加厚至5米，不仅可以阻挡蒙古大军，还可以抵御蒙古军的“回回炮”。王坚在钓鱼城屯田练兵，还调集所辖五县的数万军民，在钓鱼城上开凿许多大小不一的“天池”，用来养鱼。他还增建了从钓鱼城上通向南北江边码头的一字城墙，以阻截敌军于城墙与江流之外。就在王坚镇守钓鱼城之际，蒙古的蒙哥大汗率领十万蒙古大军再次入蜀，数月间，川西之地，尽皆失守，余玠一手打造的“四川八柱”防御体系支离破碎。拿下川西之后，蒙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此时南宋降将杨大渊劝蒙哥不可轻视川东的防御。但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蒙哥，认为蒙古大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川东。公元1259年2月，蒙古大军来到了钓鱼城下，蒙哥驻扎在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督战。蒙哥一定不会想到，他眼前这座依山傍水的弹丸小城，会是他人生的终点。蒙哥一开始并没有急于攻打钓鱼城，而是派遣南宋降将晋国宝前往钓鱼城招降。晋国宝和镇守钓鱼城的王坚既是同乡，又都出身于“忠顺军”，相交默契。蒙哥给晋国宝的使命是，若招降成功，便按原路返回，然后跟随大军前往钓鱼城受降；如果招降失败，则顺江而下，传令进军重庆的都元帅纽璘率军前往钓鱼城，对其进行合围。晋国宝厚着脸皮来到钓鱼城，向王坚说明招降来意之后，立即遭到了王坚的破口大骂，并将其赶出钓鱼城。羞愧难当的晋国宝，只好悻悻乘船离开。王坚转念一想，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个叛徒。于是派人将已行至峡口的晋国宝追捕回来，以“南宋叛臣”的名义，将其斩首于钓鱼城的练兵场，以此昭示钓鱼城军民守城，共御强敌的决心。随后，宋军当着蒙古大军的面，把晋国宝的尸首丢到钓鱼城下。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蒙哥听闻晋国宝被杀，顿时大怒，率蒙军主力抵达钓鱼山下，亲自指挥攻城。钓鱼城三面临水，蒙哥采取水陆两路进军的策略。总帅汪德臣率领陆军主力驻扎在镇西门外，随时准备攻城；蒙将史天泽在钓鱼城南面的嘉陵江岸建立水寨，并派战船封锁江面；前来支援的纽璘则率军驻扎在合州外围，以阻截宋军支援。蒙军所拥有的抛石机，也就是所谓的“回回炮”等大杀器，在攻打钓鱼城时，完全失去了作用。宋军居高临下，如果搭建回回炮的阵地距离钓鱼城太近，搭建过程中会遭到钓鱼城守军的袭扰，如果避免干扰而远离钓鱼城，又失去了最佳射程。不得已，蒙军只好采取传统的攻城方式，派兵强冲到钓鱼城下，然后搭云梯强攻。蒙军先后攻打钓鱼城的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虽然攻势很猛，但王坚居高临下，站在城头俯视蒙古军动向，组织军队架设弓弩，痛击蒙军。彭大雅和余玠当年的先见之明，修建了这座钓鱼城，在王坚出色的指挥下，一次次击退蒙军的进攻。蒙哥和他的蒙古大军只能在钓鱼城下干着急。王坚采取蒙古人的方式对付蒙古人，他命令宋军轮番夜袭蒙军大营，白天则命宋军在城墙堞垛上，摆开阵势，诱惑蒙军出战，蒙军若出战，则被宋军歼于钓鱼城下。蒙军如果不出战，宋军就朝蒙古军营喊话辱骂。如此一来，蒙军士兵夜不安枕，昼不安营，疲劳万分，士气顿减。最让蒙军头疼不已的，是难以适应的气候条件。四川湿润多雨，对于习惯了北方干燥气候的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再加上水土不服，蒙军士兵上吐下泻，使得军中疟疾横行。虽然蒙古人经过多年的征战，军队的组成已经多样化，但仍以骑兵为主。战马爱吃干草，但是在潮湿的四川，干草难得，强行喂食的湿草，又容易导致战马腹泻。战马平时作战、运输，运动量非常大，而马又是耐寒不耐热的体质，到了湿热的四川，就发蔫了。形势对蒙军不利，这仗也无法再打下去。于是蒙哥的谋臣向其建议，钓鱼城一时难以攻下，不如留一部分精兵强将镇守四川，大军继续东下江南。在蒙哥看来，四川往东的出口都是高山峻岭，水路也不畅通，作战也是非常辛苦的。当年刘备出蜀攻打东吴，就曾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蒙军绕过钓鱼城，继续东进，一旦蒙军离开四川，钓鱼城的守将便会感召四川的南宋军民，不但截断蒙军的粮草，还会联合起来抗击蒙军，这样一来，蒙军将遭受两面夹攻。此时忽必烈的东路军和兀良合台的南路军，对蒙哥的西路军没有任何帮助，如果蒙哥不拿下钓鱼城，继续孤军深入，是十分危险的。还有一点，蒙哥作为“胜利之师”的指挥官，在他心中，失败或许比战死更为屈辱，何况还是败在一座弹丸之城。所以，他必须攻下钓鱼城。南宋朝廷听闻川东还有一座小城在坚守，立即任命吕德文为四川制置副使兼任重庆知府，率千余艘战船，溯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由此展开了钓鱼城外围的驰援战。蒙哥命令史天泽率军顺流纵击吕文德，并亲自在钓鱼城对岸的东山（今白塔坪）上督军。最终，蒙军在嘉陵江畔的三槽山大败宋军，还夺取了宋军战船百余艘，并对宋军穷追猛打，吕文德率军退守重庆。支援钓鱼城失败，这里依旧是一座孤城。蒙军击退吕文德后，士气大振。蒙军总帅汪德臣曾于夜间偶然发现钓鱼城护国门的防御有些松懈，于是带领少量精兵，借由云梯攻上城楼，企图开城门引大军入城。面对突如其来的蒙军，守城宋军一时手足无措。一旦城门洞开，后果不堪设想。王坚当机立断，亲率五十名死士，从钓鱼城初建时开辟的暗道中悄悄出城，抄近道登上城楼，从后面突击前来夜袭的蒙军。幸亏汪德臣身经百战，经验老道，敏锐地发现风险，当即带兵在宋军的夹击中退下城来。王坚通过暗道出城，给了汪德臣很大的启发，他决定开凿一条通往钓鱼城西北角外城的地道，以此来进入城内。地道贯通之后，汪德臣再次组织突袭。当汪德臣的先遣部队进入钓鱼城西北外城后，便以马鞍山为桥头堡，向钓鱼城内城发起攻击。守将王坚沉着应对，不给蒙军任何机会，率领城中军民与之逆战。此战，王坚身负重伤，蒙军也寸步不让，双方战斗持续到天明，死伤无数，极为惨烈。汪德臣贪功冒进，孤身来到钓鱼城下，高喊王坚的名字，以破例不屠城为条件，劝其投降。钓鱼城上的宋军将士根本不理会汪德臣的劝说，他们对烧杀劫掠的蒙军恨之入骨，根本没有把汪德臣的喊话向上禀报，直接向城下发炮。汪德臣或许被流弹击伤，或许受到惊吓，回到营中不久，便一命呜呼。随着重庆知府吕文德对钓鱼城的驰援，蒙军都总帅汪德臣的战死，蒙军中霍乱的流行，使得蒙军军心动摇，战斗力急剧下降。然而，蒙哥在召开了前线军事会议之后，依然做出了继续猛攻钓鱼城的决策。为了便于瞭望了解钓鱼城内守军的虚实，蒙哥命人在马鞍山修筑了一座台楼，然后在台楼上竖立一根桅杆，以便战时居高临下瞭望观察。两军交战之际，为了鼓舞士气，蒙哥亲自登上台楼，擂鼓助威，声闻数十里，蒙古军听到大汗的鼓声，更加奋不顾身。王坚调来大炮，炮弹射向击鼓之人，鼓声戛然而止。次日，王坚又把用两条三十斤重的鲜鱼做成的面饼，投掷给城下的蒙军，且致信给蒙哥大汗：“尔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随后，蒙军开始撤退。不久，蒙哥死于军中。蒙哥的突然暴毙，使得蒙古帝国内部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激烈的内斗。在湖北前线的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不得不撤军北归；旭烈兀统帅的第三次蒙古西征被迫中止，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回师。出征各地的蒙古各系贵族，或多或少的都卷入其中，这使得蒙古暂缓了对外扩张的脚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内战五年，最终导致大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分裂。钓鱼城之战，改变了世界格局，不但延续了南宋国祚，而且缓解了欧亚大陆战祸，阻止了蒙古向非洲的扩张。当时的钓鱼城，以“东方的麦迦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作为南宋对抗蒙军的重要军事要塞，钓鱼城在蒙哥去世之后，又坚挺了二十年。公元1276年，南宋的都城临安沦陷，宋主投降，此时钓鱼城上依然飘扬着大宋的旗帜。直到公元1279年，钓鱼城的最后一任守将王立，由于寡不敌众，被迫开城投降元朝，条件是元军不能屠杀城中的抗元军民。元军入城后，没有屠城，并对这座川蜀之地最后的屏障，致以崇高的敬意。钓鱼城，这座川东的小城，从建成到陷落，在数十年的抗蒙战争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