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征服者,丢了1天的月船2号着陆器?

2023-08-23 19:35:04 45阅读

1、固执征服者，丢了1天的月船2号着陆器？

想说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想说的。只能说降落失败是在意料之中，找到着陆器也是在意料之中。现在把话放这里，联系不上也是在意料之中。2019年9月7日，凌晨四点多的时候，印度月船二号信号消失，说明发射器和地球失联了。出席现场的印度总理莫迪，面对这样的情况，只好尽可能的安慰在场工作人员，现场也是哭成一片。

这艘月球二号探测器，是由轨道器、着陆器和月球车几部分组成，全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四吨不到。

固执征服者,丢了1天的月船2号着陆器?

按照原计划，在月球表面100公里的位置，着陆器与轨道器分离。分离之后，着陆器进行两次调整，最后在月球南极实现软着陆。软着陆成功之后，着陆器将会释放月球车，按照计划进行月球勘测。

前面还算是比较顺利，分离没问题，两次调整也没问题。但是在着陆器到达地面2.1公里的时候，着陆器失联了。着陆器都有问题了，月球车也就不用释放了，想放也放不出来。

不过幸运的是，经过了一天时间的寻找，目前位于月球表面100公里的轨道器，找到了失踪的着陆器。有问题的是着陆器，轨道器没问题，毕竟还有一年的设计使用年限。现在的情况是印度正在加紧设法联系着陆器，但是联系了快一天时间了，着陆器还是没有发出回应信号。

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又说失败是意料之中？找到着陆器也是意料之中？

说失败是意料之中，是因为这艘月船二号属于万国造拼起来的航天器。因为印度技术暂时达不到月球降落的条件，只好求助俄罗斯和美国给点帮助。

虽然说俄罗斯和美国都有能力登陆月球，不过说实话，暂时没必要登陆。但是印度不一样了，他们急需在国际上有点名声，举全国之力也要登月啊，这样可以彰显大国的实力。

而这些对美国和俄罗斯有什么好处哪？虽说有登陆的能力，但是这种东西谁嫌弃多？只是之前每次登月花费太多，科研成果变现的慢，就搁浅了这项计划。

现在印度这个铁憨憨要搞登月，自己不行还来求人，俄罗斯和美国肯定要帮啊。帮忙了之后，印度的研究结果肯定要和自己共享。所以三方是一拍即合，那就合起来搞。

不过这个中间还是有点猫腻的，印度既然想要名声，总不能自己什么都不干，到时候只出钱然后让俄罗斯与美国出核心技术吧？到时候要是真成功了，面子不是很好看不说，关键是如果印度只出钱，到头来自己还是没经验。

最后折中结果是俄罗斯设计着陆器，美国设计路线。当然每一步上面，印度都参与了研发工作。所以这次计划，也算得上是两个王者带一个白银。

但是这个白银是刚从黄金阶段带上来，（印度在2008年发射了一艘月船1号）还配不上白银实力。结果就成了王者没有带动这个白银，没有登陆成功也是意料之中了。（参考游戏段位：青铜<黄金<白银<王者）

那为何说找到是意料之中？是因为月球本来就不大，上面还基本是光秃秃的。按照失联的位置，好好计算下，还是可以确定个大概的位置。然后借助月球轨道器，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了

那么有可能有回应吗？可能性比较小。因为着陆器在月球表面2.1公里位置出现问题，说明无法做到软着陆了。

机器是按照软着陆设计的，你突然来了无规则硬着陆，那安全性就无法保证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辆摔落的着陆器，从此后很有可能彻底的成为了一个月球垃圾。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登月计划，准备了多少年，最后是举全国之力，终于在2013年的时候，成功让嫦娥三号落月。

再加上计划上2020年的火星探测计划，说明印度还在尝试着登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准备着进攻火星了。看来印度想要赶超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为什么南宋就灭亡了？

谢谢邀请。说实话，南宋王朝对抗蒙古入侵几十年，实属不易。以经用尽全部的力量。这里面有南宋王朝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有天不助宋的因素。在当时，蒙古国力正处在强大的时期，兵锋正盛。而南宋和蒙古军队打了四十多年，也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南宋最后却没能抵挡住蒙古人，最终亡国。可以说中国历史最悲壮的王朝莫过于南宋。在最后的一刻都没有放弃，崖山之战，南宋军民无一人投降，整整十几万人的生命都没与大海。全部跳海徇国。历史看到这里，我们的内心无法平静，除了悲痛，还有对南宋军民精神的崇敬。南宋对蒙元的入侵为什么失败？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南宋自从建立，就一直遭到北方强敌，金国的入侵。金亡，南宋失去一面屏障。又面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铁骑。从公元1235年开始到公元1279南宋亡国，南宋抵御了蒙古四十几年。这期间，南宋的宋宁宗在位时期，重用奸臣史弥远为相，宋理宗上台后，又任用奸臣贾似道为相。史弥远从宋宁宗时到宋理宗当政后的九年。共把持朝政二十六年。他谋杀政治对手，主战派宰相韩侂胄，阴谋逼死太子赵竑，干扰皇位传承。迎立宋理宗即位。他贪污受贿，卖官舆爵，排除异己。任人为亲。对金国始终是屈服妥协的态度。他大力发行纸钞，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使国家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宋理宗时期，主和派权臣谢方叔誣陷名将余阶有不臣之心，宋理宗相信馋言，任命徐阶一个闲职，余阶又气又愤，暴病身亡。余阶的得力部下王惟忠被誣告暗通蒙古，处死。奸臣贾似道为相时，搜罗各种奇珍异宝，他听说余阶死后棺木中有玉带，竟然掘开余阶墓地，取走玉带，可怜一代名将“未死敌手”，竟亡于奸逆小人之手，死了也不得安宁。理宗本人沉溺声色，大修宫廷寺院。他宠信闫贵妃，闫氏一门权势熏天。他宠信宦官董宋臣。闫，董二人和权臣丁大全，马天骥勾结，陷害忠臣，强占民田，招权纳贿。宋理宗也宠爱贾贵妃，其弟贾似道也受到重用。贾似道在任，对蒙古一直奉行和史弥远相同的策略，屈服妥协，欺上蛮下和蒙古签定议和协议。他慌报军功，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对顺从他的文官能以礼相待，对在前线打仗的武将不予关心和重用，反而加以排斥和免职。襄阳保卫战的危险时刻，他对前线急报压住不予上报，自己在家里花天酒地。钓鱼城守将王坚在和蒙古的战争中，打死了蒙古大汗蒙哥，立下了不朽奇功。贾似道忌妒王坚的功劳，将他调回临安，王坚备受排挤和疑忌，王坚抑郁而死。为了体现自己权威，他故意向度宗请求辞官，度宗竟然为了留住他，允许贾似道每月六天不上朝。宋度宗去世后，在朝臣和太学生呼声下，公元1275年，贾似道带领十三万大军在安徽芜湖和元军准备做战。刚一开战，贾似道贪生怕死，竟然抛弃十三万大军，带领亲信，临阵脱逃。使宋军主力丧失殆尽。最后的下场，就是天怒人怨，贾似道被杀。南宋一朝几乎没有一个才德兼备的宰相。只有一个名将出身的宰相赵葵，很可惜，没多长时间就被朝中的主和派左丞相谢方叔排斥攻击，说他不是读书人为由，被罢官。南宋末期，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许多百姓无地可种。国家财政出现极大的危机。物价高涨，百姓的日子以非常难过，到处是流民，乞丐和饿死的尸体。国家人口极剧减少。士兵吃不饱饭，没有衣穿。连年的战争和政治的腐败，导致南宋的国力以经疲惫不堪。第二，战略错误，重镇失守。南宋时期，四川，荆襄，两淮即是南宋的三边防御体系。这三处自宋和蒙古开战一来，一直是双方反复争夺的较量的主力战区。南宋的策略一直是西恃四川，中据荆襄，东恃两淮。四川地形复杂，有余阶苦心经营的山城防御体系，导致蒙古三十六年，都未能冲过钓鱼城。两淮战场，淮东水系发达，河网众多，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淮西据有淮水天险，离京师临安最近，南宋在此屯有重兵。与淮东遙相呼应。蒙古军在这里很难取得进展。而荆襄的防守相比较就弱了许多。实际上，荆襄“据上游之势”在军事上已经超出两淮地区。而蒙古恰恰就选择从防守最薄弱荆襄入手，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荆襄之战。襄阳是重镇鄂州的屏障，襄阳失守，鄂州必失。鄂州失守，南宋的千里防线就从这里断开。首尾不能相顾，西与四川联系中断，东，则顺江而下，往南，湖湘门户大开。所以襄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襄阳城自岳飞时开始经营，城池坚固，屯有重兵。公元1236年，蒙古军包围襄阳。可就在这时，宋军内讧，襄阳主将投降蒙古。襄阳失守。情势危急。宋理宗派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负责处理荆襄战务，一上任就誣告名将杜杲，导致杜杲被罢去兵权。但史嵩之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用对了孟珙。孟珙上任后，解了江陵之围，扭转了不利局面。重新收复襄阳。史嵩之倒台后，名将孟珙也受到排挤，一气之下发病而死。孟珙手下的猛将刘整被贾似道迫害，不得以投降蒙古。刘整向忽必烈提出一个灭亡南宋的战略。让本以对灭亡南宋失去信心的忽必烈重新开始了攻宋的步伐。公元1268年，蒙古再次包围襄阳。切断宋军南北之援。从这时起，宋军进行了无数次救援，都以失败而告终。襄阳被围四年，城中以人肉为食。贾似道不但不救援，还不准人提及前线战况。无人敢告诉宋度宗。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在坚守五年的时间，无粮，无援兵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元朝。襄阳陷落。吕文焕被元朝任命为大都督，进攻南宋。襄阳失守，门户大开，元军长驱直入，沿途望风而降。临安的门户独松关，是京师的西大门。独松关守将张濡临阵脱逃。独松关陷落。临近州县官吏逃跑一空。临安守卫空虚。谢太后下诏天下兵马勤王。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响应。独松关陷落后三天，宋恭帝出城投降元军。这时南宋，四川元军被钓鱼城阻挡不能前进。福建，广州仍在宋军之手。淮东李庭芝也在抵抗元军。江西，胡广一带也争夺中。南宋遗臣在福建拥立十一岁的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扬州被围，李庭芝被浮，被元军杀死。淮东全部被占领。不久，元军进攻福州，张世杰等人帅军护送宋端宗入海。前往泉州，泉州招抚使蒲寿庚准备降元，不准端宗入城，没办法，继续在海上漂。文天祥号召各地起兵，在江西取得一些进展。夺取了一些县城，怎奈势单力孤，被元军俘虏。押往大都。文天祥誓死不降，三年后被杀害。就有了那首著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端宗一路逃亡，得病而死。众大臣又拥立七岁的赵昺为帝。由陆秀夫，张世杰扶佐。公元1278年，张世杰带着宋帝和官民，兵二十余万人乘船去海上的一座崖山安顿。元军在汉人大将张弘范的帅领下，发水军大举进攻，最后的崖山大战开始，由于宋将张世杰指挥失误，被元军阻断淡水供应，在宋军战优的情况下，最终惨败。南宋大臣陆秀夫抱着七岁的宋帝跳海自尽。其它大臣，百姓，士兵，宫女十几万人也跳海自尽，十分惨烈。崖山大战历时二十余天，双方投入兵力五十多万，战船二千余艘，最后以宋军全军覆灭而告终。大将张世杰万念俱灰，自杀殉国。南宋灭亡，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而并非全是蒙古强大的军力。再说一说越南。蒙古对小小的越南三次征讨都以失败而告终，主要是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地理气侯。越南多山，森林茂密。属亚热带气侯，闷热，潮湿。多雨。这就极大的阻碍了蒙古的骑兵，天气炎热，蒙古军难以适应。第二，瘟疫。越南多瘴气，蒙古军在这里容易染上瘟疫。造成士兵大批减员，丧失战斗力。第三，越南陈朝上下一心，战术得当，指挥正确。这就提高了胜算的把握。第四，是最重要的的一点。南宋和蒙古打了四十几年，消耗了蒙古军曾经强大的锐气和战斗力。虽然元越战争是元军失败了，但越南陈朝也迫不得已主动向元朝称臣纳贡。虽然越南胜利了三场战争，那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并不是自己的强大而胜利的。如果忽必烈再发动第四次，第五次，我觉得越南就没那么幸运了，如果靠越南的国力根本无法取胜。忽必烈在准备第四次进攻越南的时候，得病去世。越南才幸免于难。

3、当年蒙古军队为什么非要打下钓鱼城呢？

钓鱼城，位于今天重庆市西部的合川区境内。今天的钓鱼城，给人的感觉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在十三世纪中期，发生在这里的钓鱼城之战，一举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这里也被西方人称为“上帝折鞭处”。

在人类历史当中，东方的游牧民族要远比西方的蛮族人更加强大。无论是大月氏、塞人，还是匈奴、突厥等，都曾在西方世界大杀四方，作威作福。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东方游牧民族的老路，疯狂对外扩张。蒙古人一路向西，血洗了伏尔加河以及黑河流域，这些地方的欧洲部落以及王国，几乎全部惨遭毁灭。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的途中病危。弥留之际，他为继承人留下了征服中原的战略计划：首灭西夏，联宋灭金，然后征服吐蕃、大理，最终消灭南宋。

公元1234年，在宋蒙联军的强攻之下，金国灭亡。

公元1247年，蒙古通过“平凉会盟”，降服了吐蕃。

公元1251年，蒙古的蒙哥大汗继位，三年后，征服了大理。此时的蒙古，已经对南宋形成了战略半包围之势。

公元1257年，蒙古的蒙哥大汗再次发动侵略南宋的战争，意图消灭南宋，一统天下。

为了保证进攻南宋的胜利，蒙哥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安排三路大军，同时攻打南宋。他本人亲率西路军南下四川，然后从四川向江南进攻；东路军则交给他的弟弟忽必烈，从北向南打；兀良合台则是率领南路军从南向北打。

按照蒙哥的计划，三路军要赶在公元1259年的五月，会师于南宋的都城临安城下，从而灭掉南宋。

蒙哥的部署看起来很周密，实际上执行的并不顺利。兀良合台所率的南路军先是试图从大理出发，经贵州，攻打湖南，但最终失败；然后南路军又选择从越南出发，经广西，攻打湖南。

由于北方的蒙古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加上南方的瘴气严重，使得南路军损兵折将，到达湖南时，仅剩两三千人马，这点人马对南宋构不成任何威胁。

东路军的总指挥原本是塔察儿，当时南宋最精锐的军力基本都部署在襄阳、鄂州一带的防线上，导致塔察儿所率的东路军接连失败。一怒之下，蒙哥撤换了塔察儿，任命忽必烈为总指挥。

当时的忽必烈已经在漠南经营多年，兵强马壮，人气很足。他对南方的状况非常清楚，知道如何与南宋作战，只有他才最适合担任东路军的统帅。

忽必烈经营漠南多年，割据一方，这引起了蒙哥的不满，曾派人以查忽必烈下属账目为由，意图打击忽必烈。但由于蒙哥急于进攻南宋，这件事就暂时搁置。

蒙哥的行为导致忽必烈与他离心离德，在成为东路军统帅之后，忽必烈并没有全力配合蒙哥发动进攻南宋的行动。因此，东路军在蒙哥的部署中也没发挥什么作用。

亲率西路军进攻南宋的蒙哥，可谓是豪情满怀，意气风发，扑向四川。西路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成都，并向钓鱼城杀来。

这不是蒙古大军第一次攻入四川，在宋蒙联军灭金后的第二年，蒙古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就亲率一支蒙军攻打四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道，在蒙古人的眼里，形同虚设。

面对入侵的蒙古大军，驻守四川的南宋军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四川除了泸州和合州（今重庆合川）外，几乎全部失守。繁华的成都几度易手，惨遭蒙军焚烧屠城。

公元1239年，蒙古大军再次兵临成都。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是南宋宗室，因无力抵抗，弃城逃走。成都知府丁黼虽然绝望，但仍不言放弃，率领七百厢军镇守成都。

当别人劝丁黼逃走时，他直言自己的职责就是守卫疆土，然后出城迎敌，最终死于乱军之中。

蒙古大军进入成都城后，当时的参议王翊与众官员还企图募兵进行抗击。当蒙古人看到身着官服的王翊正襟危坐在官署内时，便问其是谁，王翊答道：“小官食天子之禄，国家有难不能救，死有余罪，可速杀我。”蒙古人又问他为什么不逃走，王翊回答：“愿与此城俱亡。”

蒙古人听后深为感动，他们认为王翊是个忠臣，不能杀。于是，蒙古人忽视王翊的存在，继续烧杀劫掠。看着蒙古人的暴行，王翊心如刀绞，选择跳井自尽，以身殉国。

公元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兼任重庆知府的彭大雅为了抗击蒙古军队，带人巩固城防。彭大雅知道重庆的地理位置是易守难攻，但重庆城的泥墙是其致命的弱点，于是将泥墙修筑成砖石城墙。

彭大雅是个蒙古通，当年蒙古和南宋商议联手灭金时，他作为南宋遣使的书状官曾前往蒙古，并将自己亲身见闻写成了《黑鞑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

彭大雅见识过蒙古铁骑的风驰电掣，因此他针对其软肋进行设防，那就是加固城墙，并扩大重庆城的规模，将其延伸到了通远门、临江门一带，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重庆城”。

当地的百姓和官员都十分不理解，对彭大雅在如此艰困时期大兴土木十分不满，大骂其不干正事。由于蒙古人就要打来，时间紧迫，彭大雅来不及向大家做过多的解释，依然带领众人不分昼夜的修筑城墙。

蒙古人占据成都后，东进的第一站就是合州，这里处于嘉陵江、涪江、渠江的三江汇流之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在嘉陵江南岸几公里处，有一座三面临水的小山，名叫钓鱼山。传说有一年当地闹饥荒，一位仙人从天而降，在此垂钓，钓得大鱼之后，仙人将鱼送给了当地灾民，此山因此而得名。

彭大雅认为，可以在钓鱼山建一座小城，作为防御要塞。踞此城，可居高临下俯三江之险，易守难攻。这座小城，就是后来的钓鱼城。

彭大雅的一意孤行，招来了朝中一些人的嫉恨，就在彭大雅筑城竣工，与敌鏖战之际，受人弹劾，被革职查办，不久贬为庶人，发配赣州，后于忧愤中死去。

公元1241年，兵部侍郎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任重庆知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此时的蜀地，包括成都在内的川西地区大多已被蒙古人占领。

这一年，蒙古的窝阔台大汗病死，国内纷争汗位，无暇顾及部署对南宋的大规模战争，南宋因此得以暂时的休整，同时对防御部署开始进行调整。

余玠入蜀，壮怀激烈，发誓定要收复失地。为了广纳群贤，余玠在重庆设下招贤馆。

隐居于播州（今贵州遵义播州区）的冉璡和冉璞兄弟情深义笃，聪颖勤奋，敏于事而慎于言。年轻时，兄弟二人遍游巴蜀的名胜和关隘重镇，目睹了南宋王朝的腐败，于是便隐居山林，躬耕自给。

冉氏兄弟听闻余玠招贤之举后，深知蒙古大军占据四川后，势必继续南下，到时候他们所隐居的播州也难免战祸，于是毅然出山。余玠素闻冉氏兄弟的雄才大略，以上宾之礼相待。

冉氏兄弟经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之后，认为钓鱼山这个地方扼守着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之口，三面临江，岩岸陡峭，易守难攻，是蜀口的形胜之地。兄弟二人还向余玠建议，将合州城迁徙于钓鱼山，派遣一员大将，囤积足够粮草，固守于此，远胜十万大军。

于是，余玠继续前任彭大雅的未竟事业，开始扩建钓鱼城。冉氏兄弟组织军民，先后在钓鱼山构筑内外城池10余座，开挖水井92口，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囤积粮食。钓鱼城建成后，可容纳军民17万余人。随后，合州和石照县的治所也迁于此。

钓鱼城的城墙层叠，互为犄角，如果敌军贸然攻入第一层防御，便会受困于内城和外城之间，守城的宋军可以居高临下，将其射杀。

余玠还采取“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发动群众在四川各地依山建城，修筑防御工事，其中比较有名的除了钓鱼城外，还有奉节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金堂云顶城（今成都市金堂县）、蓬安运山城（今南充市蓬安县）、苍溪大获城（今广元市苍溪县）、剑阁苦竹城（今广元市剑阁县）、通江得汉城（今巴中市通江县）、南充青居城（今南充市高坪区）。这些山城防御体系，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奇效，被称为“四川八柱”。

余玠在蜀期间，多次与蒙古军交手，战功卓著，四川的抗蒙形势逐渐好转。

余玠与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统姚世安不和，当时朝中宰相谢方叔的侄子在姚世安的麾下。姚世安利用这层关系，请谢方叔为其在朝中说话。谢方叔偏听偏信，便在宋理宗面诬告余玠独掌大权，有不臣之心。

宋理宗听信谗言，以金牌密令诏余玠回朝。余玠对朝廷颠倒黑白的处理义愤填膺，接诏后服毒自尽，这一年是公元1253年。

公元1254年，余玠昔日的下属王坚升任兴元府都统兼合州知府。王坚出身于南宋名将孟宗政、孟珙父子所建的“忠顺军”。孟氏父子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将帅，在抗金、抗蒙的战争中，屡立奇功。

余玠入蜀时，孟珙从京湖制置使司调拨了六千精兵和十万石粮食支援蜀地，这其中就有王坚。强将手下无弱兵，王坚入蜀后，跟随四川抗蒙总指挥余玠与蒙军在四川各地大战。收复兴元府后，王坚奉命率领兴州兵驻守在合州旧城。

王坚主持钓鱼城防务后，他和副将张珏对钓鱼城的城池再次进行加固，钓鱼城的城墙厚度，在原有的1.5米基础上，加厚至5米，不仅可以阻挡蒙古大军，还可以抵御蒙古军的“回回炮”。

王坚在钓鱼城屯田练兵，还调集所辖五县的数万军民，在钓鱼城上开凿许多大小不一的“天池”，用来养鱼。他还增建了从钓鱼城上通向南北江边码头的一字城墙，以阻截敌军于城墙与江流之外。

就在王坚镇守钓鱼城之际，蒙古的蒙哥大汗率领十万蒙古大军再次入蜀，数月间，川西之地，尽皆失守，余玠一手打造的“四川八柱”防御体系支离破碎。

拿下川西之后，蒙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此时南宋降将杨大渊劝蒙哥不可轻视川东的防御。但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蒙哥，认为蒙古大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川东。

公元1259年2月，蒙古大军来到了钓鱼城下，蒙哥驻扎在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督战。蒙哥一定不会想到，他眼前这座依山傍水的弹丸小城，会是他人生的终点。

蒙哥一开始并没有急于攻打钓鱼城，而是派遣南宋降将晋国宝前往钓鱼城招降。晋国宝和镇守钓鱼城的王坚既是同乡，又都出身于“忠顺军”，相交默契。

蒙哥给晋国宝的使命是，若招降成功，便按原路返回，然后跟随大军前往钓鱼城受降；如果招降失败，则顺江而下，传令进军重庆的都元帅纽璘率军前往钓鱼城，对其进行合围。

晋国宝厚着脸皮来到钓鱼城，向王坚说明招降来意之后，立即遭到了王坚的破口大骂，并将其赶出钓鱼城。羞愧难当的晋国宝，只好悻悻乘船离开。

王坚转念一想，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个叛徒。于是派人将已行至峡口的晋国宝追捕回来，以“南宋叛臣”的名义，将其斩首于钓鱼城的练兵场，以此昭示钓鱼城军民守城，共御强敌的决心。随后，宋军当着蒙古大军的面，把晋国宝的尸首丢到钓鱼城下。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蒙哥听闻晋国宝被杀，顿时大怒，率蒙军主力抵达钓鱼山下，亲自指挥攻城。

钓鱼城三面临水，蒙哥采取水陆两路进军的策略。总帅汪德臣率领陆军主力驻扎在镇西门外，随时准备攻城；蒙将史天泽在钓鱼城南面的嘉陵江岸建立水寨，并派战船封锁江面；前来支援的纽璘则率军驻扎在合州外围，以阻截宋军支援。

蒙军所拥有的抛石机，也就是所谓的“回回炮”等大杀器，在攻打钓鱼城时，完全失去了作用。宋军居高临下，如果搭建回回炮的阵地距离钓鱼城太近，搭建过程中会遭到钓鱼城守军的袭扰，如果避免干扰而远离钓鱼城，又失去了最佳射程。不得已，蒙军只好采取传统的攻城方式，派兵强冲到钓鱼城下，然后搭云梯强攻。

蒙军先后攻打钓鱼城的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虽然攻势很猛，但王坚居高临下，站在城头俯视蒙古军动向，组织军队架设弓弩，痛击蒙军。

彭大雅和余玠当年的先见之明，修建了这座钓鱼城，在王坚出色的指挥下，一次次击退蒙军的进攻。蒙哥和他的蒙古大军只能在钓鱼城下干着急。

王坚采取蒙古人的方式对付蒙古人，他命令宋军轮番夜袭蒙军大营，白天则命宋军在城墙堞垛上，摆开阵势，诱惑蒙军出战，蒙军若出战，则被宋军歼于钓鱼城下。蒙军如果不出战，宋军就朝蒙古军营喊话辱骂。如此一来，蒙军士兵夜不安枕，昼不安营，疲劳万分，士气顿减。

最让蒙军头疼不已的，是难以适应的气候条件。四川湿润多雨，对于习惯了北方干燥气候的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再加上水土不服，蒙军士兵上吐下泻，使得军中疟疾横行。

虽然蒙古人经过多年的征战，军队的组成已经多样化，但仍以骑兵为主。战马爱吃干草，但是在潮湿的四川，干草难得，强行喂食的湿草，又容易导致战马腹泻。战马平时作战、运输，运动量非常大，而马又是耐寒不耐热的体质，到了湿热的四川，就发蔫了。

形势对蒙军不利，这仗也无法再打下去。于是蒙哥的谋臣向其建议，钓鱼城一时难以攻下，不如留一部分精兵强将镇守四川，大军继续东下江南。

在蒙哥看来，四川往东的出口都是高山峻岭，水路也不畅通，作战也是非常辛苦的。当年刘备出蜀攻打东吴，就曾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蒙军绕过钓鱼城，继续东进，一旦蒙军离开四川，钓鱼城的守将便会感召四川的南宋军民，不但截断蒙军的粮草，还会联合起来抗击蒙军，这样一来，蒙军将遭受两面夹攻。

此时忽必烈的东路军和兀良合台的南路军，对蒙哥的西路军没有任何帮助，如果蒙哥不拿下钓鱼城，继续孤军深入，是十分危险的。

还有一点，蒙哥作为“胜利之师”的指挥官，在他心中，失败或许比战死更为屈辱，何况还是败在一座弹丸之城。所以，他必须攻下钓鱼城。

南宋朝廷听闻川东还有一座小城在坚守，立即任命吕德文为四川制置副使兼任重庆知府，率千余艘战船，溯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由此展开了钓鱼城外围的驰援战。

蒙哥命令史天泽率军顺流纵击吕文德，并亲自在钓鱼城对岸的东山（今白塔坪）上督军。最终，蒙军在嘉陵江畔的三槽山大败宋军，还夺取了宋军战船百余艘，并对宋军穷追猛打，吕文德率军退守重庆。支援钓鱼城失败，这里依旧是一座孤城。

蒙军击退吕文德后，士气大振。蒙军总帅汪德臣曾于夜间偶然发现钓鱼城护国门的防御有些松懈，于是带领少量精兵，借由云梯攻上城楼，企图开城门引大军入城。

面对突如其来的蒙军，守城宋军一时手足无措。一旦城门洞开，后果不堪设想。王坚当机立断，亲率五十名死士，从钓鱼城初建时开辟的暗道中悄悄出城，抄近道登上城楼，从后面突击前来夜袭的蒙军。幸亏汪德臣身经百战，经验老道，敏锐地发现风险，当即带兵在宋军的夹击中退下城来。

王坚通过暗道出城，给了汪德臣很大的启发，他决定开凿一条通往钓鱼城西北角外城的地道，以此来进入城内。

地道贯通之后，汪德臣再次组织突袭。当汪德臣的先遣部队进入钓鱼城西北外城后，便以马鞍山为桥头堡，向钓鱼城内城发起攻击。守将王坚沉着应对，不给蒙军任何机会，率领城中军民与之逆战。

此战，王坚身负重伤，蒙军也寸步不让，双方战斗持续到天明，死伤无数，极为惨烈。汪德臣贪功冒进，孤身来到钓鱼城下，高喊王坚的名字，以破例不屠城为条件，劝其投降。

钓鱼城上的宋军将士根本不理会汪德臣的劝说，他们对烧杀劫掠的蒙军恨之入骨，根本没有把汪德臣的喊话向上禀报，直接向城下发炮。汪德臣或许被流弹击伤，或许受到惊吓，回到营中不久，便一命呜呼。

随着重庆知府吕文德对钓鱼城的驰援，蒙军都总帅汪德臣的战死，蒙军中霍乱的流行，使得蒙军军心动摇，战斗力急剧下降。然而，蒙哥在召开了前线军事会议之后，依然做出了继续猛攻钓鱼城的决策。

为了便于瞭望了解钓鱼城内守军的虚实，蒙哥命人在马鞍山修筑了一座台楼，然后在台楼上竖立一根桅杆，以便战时居高临下瞭望观察。

两军交战之际，为了鼓舞士气，蒙哥亲自登上台楼，擂鼓助威，声闻数十里，蒙古军听到大汗的鼓声，更加奋不顾身。王坚调来大炮，炮弹射向击鼓之人，鼓声戛然而止。

次日，王坚又把用两条三十斤重的鲜鱼做成的面饼，投掷给城下的蒙军，且致信给蒙哥大汗：“尔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随后，蒙军开始撤退。不久，蒙哥死于军中。

蒙哥的突然暴毙，使得蒙古帝国内部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激烈的内斗。在湖北前线的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不得不撤军北归；旭烈兀统帅的第三次蒙古西征被迫中止，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回师。出征各地的蒙古各系贵族，或多或少的都卷入其中，这使得蒙古暂缓了对外扩张的脚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内战五年，最终导致大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分裂。

钓鱼城之战，改变了世界格局，不但延续了南宋国祚，而且缓解了欧亚大陆战祸，阻止了蒙古向非洲的扩张。当时的钓鱼城，以“东方的麦迦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

作为南宋对抗蒙军的重要军事要塞，钓鱼城在蒙哥去世之后，又坚挺了二十年。公元1276年，南宋的都城临安沦陷，宋主投降，此时钓鱼城上依然飘扬着大宋的旗帜。

直到公元1279年，钓鱼城的最后一任守将王立，由于寡不敌众，被迫开城投降元朝，条件是元军不能屠杀城中的抗元军民。元军入城后，没有屠城，并对这座川蜀之地最后的屏障，致以崇高的敬意。

钓鱼城，这座川东的小城，从建成到陷落，在数十年的抗蒙战争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为何会被自己的贴身警卫开枪打死？

印度确实是个神奇的国度，印度女性普遍来说地位比较低，但是却诞生出了首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这比某些标榜男女平权的西方国家至今还仍未诞生出首位女领导人要强的多。而作为迄今为止印度唯一一位女总理，英迪拉也是由于过于强硬，而死于自己的贴身警卫和锡克民族主义者之手。

（英迪拉与尼赫鲁）

英迪拉以政治上的强硬和前所未有的集权而闻名。为了支持东巴基斯坦的独立运动和独立战争，以肢解巴基斯坦，她断然与巴基斯坦开战，并取得了胜利，孟加拉因此独立，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增加，成为南亚唯一的地区强国。但她以制止分离主义倾向为理由，于1975年至1977年实行紧急状态。在这场紧急事件中发生了大范围的暴动。以至于她在1980年的选举后才重新掌权。她在“蓝星行动”中下令在哈曼迪尔寺采取军事行动后，触怒了锡克教和锡克民族主义者，于1984年10月31日被暗杀。

意识形态的影响

英迪拉出生于印度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争取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1947年至1964年，尼赫鲁担任印度总理期间，英迪拉依靠家族的背景，成为印度政坛上升最快的新星。

受到尼赫鲁的影响，英迪拉也是个印度民族主义者。而且1924年，年轻的英迪拉和圣雄甘地一起斋戒。在甘地的倡导下，英迪拉也开始身穿卡迪服装，而且她认为所有印度人都应该穿卡迪，而不是英国制造的纺织品。后来在英迪拉执政之后，她也认为印度境内的所有公民应该遵循甘地的遗嘱。不过这就惹怒了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和锡克教教徒，这有点类似于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引发的抵触情绪。要知道尽管印巴分治的领土划分是以宗教聚居地为主要依据，但是印度其实是个多宗教的国家。

而且在20世纪末，国大党党魁卡玛拉吉支持他当选为印度国会主席。因为当时国大党的大佬都认为英迪拉羽翼未丰，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她，但英迪拉依靠家族的影响力又足够强大，足以击败国大党的对手德赛。因此英迪拉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傀儡，所制定的政策都受到国大党大佬的指教。而印度在19世纪就诞生了所谓的印度教民主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主旨是让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在英属印度可以唯我独尊，并排斥一切多元化，同时拥有宗教色彩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如后来国大党的党魁巴罗阿所说的名言：“印度就是印度，而印度就是印度。”

（英迪拉和卡玛拉吉）

而英迪拉实质就被印度教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所绑架了，她的一切政策都围绕这个主旨运行。这其实就已经触犯了其他种族，和其他宗教信仰的原英属印度人的利益。特别是英迪拉在发动对巴基斯坦的战争和在1977年实行紧急戒严状态后，这种矛盾的对立就变得尖锐起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军事活动不能在宗教场所进行，而压垮英迪拉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其在哈曼迪尔寺的军事活动，哈曼迪尔寺作为锡克教的圣地，这被锡克教教徒认为是在亵渎他们的信仰，英迪拉被暗杀其实就是她多年来所奉行或者被绑架的意识形态所积累的恶果。

（哈曼迪尔寺）

女性从政的弊端

尽管英迪拉侥幸地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实现了战略目标，但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印度的国内矛盾已经存在，而且由于战争的爆发让印度的财政赤字出现，更加激化了印度分离主义的加剧，离心离德的印度很可能自己就崩溃了。对于巴基斯坦人口和国土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印度是不可能像吞并锡金一样将其一口吃掉，最终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也是为何自此之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大规模战争再也打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在与巴基斯坦长期的军事对峙中，印度很可能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毕竟印度从真正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工业国家，它的底子实质还是农业国家，只是披了一层伪装的外衣而穷兵黩武。

国大党党魁卡玛拉吉之所以选中英迪拉还有一个因素是可以利用女性柔弱的形象争取选票，而且他还直白地说：“女人是财团的理想工具。”也就是说，国大党的那些大佬和利益团体就是把英迪拉当成花瓶看待，并没有太把她的能力当回事。

而英迪拉要想摆脱这种花瓶的人设，只能放弃作为女人的一切特质，唯一能实现的办法只有变得比男性的从政者更加强硬。这其实也是国际政坛女性从政者的死穴，她们在做决策时，潜意识里已经被这种心理暗示所主导。让政策的指定和执行有时并不是出于理性而是感性。

当然英迪拉也为此做出过挣扎，想摆脱国大党对她的束缚。1969年，她与国大党高层领导人就几个问题发生争执。其中最主要的是她决定支持独立候选人瓦拉哈吉里·文卡塔·吉里，而不是国大党的正式候选人尼兰·桑吉瓦·雷迪来填补印度总统的空缺。这明显是英迪拉想培植自己的嫡系人马。另一个是其在没有咨询印度财政部长莫拉吉·德赛的情况下宣布银行国有化，这无疑触碰了印度资本家的利益。

这些措施最终导致该党党魁尼贾林格帕以违纪为由将英迪拉逐出了国大党。后来英迪拉从国大党中挖墙脚，又组建了自己的派系队伍。但是她的派系在议会中失去了多数席位，只有在偏远地区下可以获得席位。这主要是由于1971年印度大选前，英迪拉主张废除君主国前统治者的秘密钱袋和1969年印度14家最大银行的国有化建议，让其遭到了印度地方贵族派系和资本家，以及其政敌的联合绞杀。

1975年6月12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以选举舞弊为由，宣布英迪拉1971年当选洛克·萨卜哈（印度下议院议员）无效。在1971年的竞选对手拉吉·纳拉因提交的一份选举请愿书中声称，在竞选活动中，英迪拉曾向她在政府中的一位同事阿肖克·库马尔·森提出了几起利用政府资源进行竞选的重大和次要事件。将近四年后，印度法院裁定她犯有不诚实的选举行为、过度的选举开支以及利用政府机构和官员为其政党谋取竞选优势。

好在法官驳回了在案件中对她提出的更严重的贿赂指控。印度法院下令剥夺她在议会的席位，并禁止她在六年内竞选任何职位。由于宪法要求总理必须是印度议会的两个议院洛克·萨卜哈或联邦院的成员，因此她实际上已经被免职。

因此凡是有所谓铁娘子称号的女政治家最后都没得到善终，她们毫无例外都会为所谓的强硬政策埋单，英迪拉如此，撒切尔夫人，朴槿惠也如此。也就是说英迪拉一一己之力也无法摆脱印度生态对其影响，与其挣扎不如选择合作。而一旦选择合作，又摆脱不了进入国大党政策循环的老路，以维护其政党背后财团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而英迪拉就进入了一个无限死循环的状态，执行他们的政策必然要通过强硬手段才能实现，而其强硬政策的被触碰利益的人最后诉诸愤怒的对象也只有她，她也就成为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

强硬政策的反噬

尽管战胜了巴基斯坦，但英迪拉在这一任期内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些原因是由于高通胀，而高通胀又是由战时开支、该国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的。1973-1975年间，在英迪拉的声势退去之后，反对她的声音在比哈尔邦和古吉拉特邦最为强烈。

几个月内，英迪拉为了扑灭强加在两个反对党执政的古吉拉特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抗议声势，加强了印度中央对印度地方的控制，印度警察被授予实施宵禁和无限期拘留印度公民的权力。最后，即将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被无限期推迟，所有由反对派控制的州政府都被撤销，因为印度宪法规定允许根据联邦长官的建议解散当地政府。

与她的父亲尼赫鲁不同，尼赫鲁更倾向于与掌控其立法和行政机关的部长打交道，而英迪拉则着手罢免每一位有实权的部长，并将他们中的每一位换成忠于她的部长。即便如此，她也无法维持其政权的稳定。

而且这次紧急事件促使英迪拉的小儿子桑杰·甘地进入印度政坛。他在紧急情况下行使了巨大的权力，但没有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根据BBC驻新德里的记者马克·塔利的说法，“他的经验不足，并狐假虎威，建立了一个实际上是警察的国家。”据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实际上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管理印度，特别是班西拉尔。还有人戏称，桑杰·甘地完全控制了他的母亲，让印度民众觉得英迪拉是任人唯亲，她的支持度直线下跌，并最终下台。

（英迪拉和小儿子桑杰·甘地）

1977年，在延长两次紧急状态后，印度举行了选举。英迪拉可能是因为读了那些亲英迪拉媒体对她的报道，而严重误判了自己的受欢迎程度。她在选举中遭到了反对派联盟的反对，该联盟由印度人民党、国大党、社会党和代表北方农民和农民的印度人民党组成，他们声称这次选举是印度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做出选择的最后机会。国大党在1977年的竞选活动中分裂，英迪拉的老支持者，如贾吉文·拉姆、海姆瓦蒂·南丹·巴胡古纳和南迪尼·萨特帕西，被迫分道扬镳，组建了一个新的派系，这主要是由于国大党的政治氛围变化以及桑杰瓜分了他们的利益造成的。英迪拉的国大党在选举中被彻底碾压，她和和桑杰都失去了席位，国会也减少到了153个席位（而上一届下议院的席位是350个），其中92个席位在南方。在紧急状态解除后，由莫拉吉·德赛领导的联盟上台执政。

英迪拉没抓住最后的机会

由于英迪拉在选举中失去了席位，失败的国大党任命亚什万特罗·查万为他们的议会党魁。不久之后，国大党再次分裂，她只能在国大党的派系中到处流量。1978年11月，贾纳塔党试图让它们的政治明星拉杰库马尔与她竞争，但他不想参与选举。于是英迪拉在奇克马勒选区赢得了一次补选，并于1978年11月在乐沙巴获得了一个席位。

反对派领袖查兰·辛格于是下令进行政治追杀，逮捕她和桑杰·甘地，罪名有好几项，但都不容易在印度法庭上证明。英迪拉被逮捕，意味着她被自动逐出议会。这些指控包括她“曾计划或想过在紧急情况下杀害所有在押反对派领导人”。

（查兰·辛格）

作为对英迪拉被捕的回应，她的支持者劫持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并要求立即释放她。然而，这一行动适得其反。但她的被捕和长期的审判却赢得了许多印度人的同情。此时莫拉吉·德赛政府由于缺乏共同点而陷入内讧。1979年，印度政府开始对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双重效忠问题上展开讨论，这个组织是印度极右翼的政治和准军事团体。雄心勃勃的工会财政部长查兰·辛格为了拉拢这个派系，开始向其示好。在从该党大量流亡到辛格的派系之后，德赛于1979年7月辞职。辛格被总统雷迪任命为总理，此前英迪拉和桑杰向辛格承诺，国会将在一定条件下从外部支持他的政府，交换的条件包括撤销对甘地和桑杰的所有指控。由于辛格拒绝进行利益交换，国会撤回了对辛格政府的支持，总统雷迪于1979年8月解散了议会。

而辛格的固执让英迪拉可以卷土重来，1980年选举前英迪拉获释，她与当时的贾马清真寺的沙希伊玛目赛义德·阿卜杜拉·布哈里接洽，并与他在10点方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确保穆斯林选票的支持。在1月举行的选举中，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重新掌权，英迪拉领导下的国大党也在1980年1月重新获得过半国会席位。在这次选举中，英迪拉的议员身份是由梅达克选区的选民选出的。

但是好景不长，6月23日，桑杰在新德里进行特技飞行时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1980年，为了纪念她儿子推出印度国产汽车的梦想，她公器私用，将桑杰负债累累的公司进行国有化，并以434万美元的价格，邀请了世界各地汽车公司的合资企业投标。而且桑杰去世时，英迪拉只信任家庭成员，因此说服了她不情愿的儿子拉吉夫从政。这又让印度的民众开始对她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操作厌恶，积攒了民怨。

于此同时，1977年大选后，由锡克教占多数的党派阿卡利·达尔领导的联盟，在印度北部旁遮普州上台执政。为了分裂阿卡利达尔和获得锡克教徒的普遍支持，国大党帮助锡克教的其他宗教领袖贾纳尔·辛格在旁遮普中崭露头角。但贾纳尔与另一个叫圣尼兰卡里教会的宗教派别卷入暴力冲突，他被指控煽动谋杀旁遮普省的凯萨里报纸的所有者贾加特·纳拉因。因此事被捕后，贾纳尔被国大党抛弃，转而加入了阿卡利·达尔。

（贾纳尔·辛格）

1982年7月，贾纳尔领导了要求锡克占多数的联邦有更大的自治权的运动。与此同时，一小群锡克教徒，包括一些贾纳尔的追随者，在因支持锡克自治的安南普尔决议而成为追捕的目标后，转而从事军事活动。1982年，贾纳尔和大约200名武装追随者搬进了哈曼迪尔寺附近一家名为“纳纳纳克尼瓦大师”的招待所。

到1983年，这座寺庙已经成为许多武装分子的堡垒。后来印度政府接到报告说，已知有人将轻机枪和半自动步枪带入了这座建筑。1983年4月23日，旁遮普省警察局副总督察阿特瓦尔在离开寺庙大院时被枪杀。第二天，哈昌德·辛格·隆戈瓦尔（时任阿卡利·达尔的党魁）证实了贾纳尔参与了这起谋杀案。

经过几次徒劳的谈判，1984年6月，英迪拉命令印度军队进入哈曼迪尔寺，将贾纳尔和他的支持者赶出建筑群。军队在代号为“蓝星行动”的行动中使用了包括坦克在内的重炮。这次行动严重破坏或摧毁了寺庙建筑群的部分，包括阿卡拉塔赫特神社和锡克图书馆。它还导致许多锡克教战士和无辜的朝圣者死亡。伤亡人数仍有争议，估计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

英迪拉被指控利用这次袭击达到政治目的，并因此捅了西克教徒的肺管子。锡克教领袖哈金德·辛格·迪尔格尔说，她攻击了寺庙建筑群，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伟大的英雄，以赢得1984年底计划的大选。

袭击后，锡克士兵就发生了兵变事件。但是英迪拉仍未有所警惕，并一直任用她的锡克近身警卫。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还访问了奥迪沙，在奥迪沙秘书处前的阅兵场上她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在那次讲话中，有些人认为这是她即将去世的预兆，她说她将为为国家而牺牲而感到自豪：“我今天还活着，明天我可能不在那里。我将继续为国家服务，直到我死后，我可以说，我的每一滴血都将使印度充满活力和力量。即使我是为国家服务而牺牲的，我也会为此感到骄傲。我的每一滴血，将有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使之强大和充满活力。”

1984年10月31日，甘地的两名锡克近身警卫萨特万特·辛格和比恩特·辛格在位于新德里萨夫达尔戎路1号的总理官邸花园里用他们的武器向她开枪，据称是为了报复英迪拉所实施的“蓝星行动”。枪击发生时，她正经过两人守卫的一个小门。她将接受英国电影制片人彼得·乌斯蒂诺夫的采访，他正在为爱尔兰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

比恩特·辛格用他的侧臂朝她开了三枪，萨特万特·辛格开了30发子弹。这些人放下武器投降了。后来，他们被其他警卫带到一个单独的密闭空间，比恩特·辛格在那里被枪杀。基哈尔·辛格后来因参与袭击而被捕。萨特万特和基哈尔都被判处死刑，并在德里的蒂哈尔监狱被绞死。

英迪拉在上午9:30被带到印度医学科学院，在那里医生为她做了手术。她在下午2点20分被宣布死亡。尸检是由蒂拉思·达斯·多格拉博士领导的一个医生小组进行的。多格拉博士说，甘地遭受了多达30处枪伤，有两处来源：一把斯滕冲锋枪和一把0.38口径的特种左轮手枪。袭击者向她发射了31发子弹，其中30发击中了她，23发子弹穿过她的身体，7发仍在她体内。多格拉博士提取了子弹，以确定所用武器的种类，并将每种武器与弹道检查发现的子弹相匹配。这些子弹在德里的中央法医科学实验室与各自的武器进行了匹配。随后，多格拉作为专家证人出现在的法庭上。

英迪拉于11月3日在拉吉加特附近火化。她被火化的地方今天被称为沙克提·斯特哈尔。在她遇刺后，场地被改为英迪拉·甘地公园，由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主持开幕仪式。她的葬礼在包括BBC在内的国际电视台都进行了现场直播。英迪拉被火化之后，德里和其他几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锡克教暴乱，近三千人在其中丧生。拉吉夫·甘地在一个电视直播节目中谈到这场大屠杀时说：“当一棵大树倒下时，大地就会震动。”

英迪拉遇刺后，被印度的农村和城市的穷人、低种姓的印度人、少数民族和妇女称为“母亲英迪拉”，以感谢其在消除贫困上做出的努力。而英迪拉的遇刺是印度社会矛盾，宗教矛盾，派系斗争的产物，印度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有需要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革，使得印度的各阶层利益都能雨露均沾，才能彻底解决当某个领导人的政策触犯到其中一派的利益时所可能遭遇的杀身之祸，而这不是仅靠强硬就能够实现的，英迪拉最后身死人手就错在了对此认知上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