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开关,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有多大?
杀戮开关，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有多大？
毛文龙属于那种，不小心崩了个屁，上报的时候都会说成地震的人。
现在给毛文龙洗白的人，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四类：
除此以外，我实在是想不通了，贬低民族英雄袁崇焕，给毛文龙唱赞歌，对现代人，到底有什么价值？难道要倡导大家学习毛文龙和他的那帮养孙吗？
一、毛文龙谎报军情是一把好手。毛文龙是一位谎报战功的天才，这哥们不去参加脱口秀节目，那都是屈才了，吹牛的本事纵观整个大明王朝，无出其右。
我们都知道毛文龙镇守皮岛，是牵制后金的有力力量。可是他的牵制效果在哪里？我们完全看不到，唯一看到的就是他那些夸张到令人发指的捷报。
天启三年八月份，毛文龙带着他的马仔们对后金发起了一次偷袭。毛文龙随后上报，这次偷袭中，他用了1000人马，就斩杀了后金2万多的军士。记住了是军士，不是连同平民在内的人，其中拿下的脑袋就有138颗。
过了一个月，毛文龙又带了1.5万人再次偷袭后金，这回依旧大胜，而且斩了21个脑袋回来。有意思的是，在《满文老档》中，却记载了毛文龙惨败的事情。
又过了一个月，毛文龙再次发来了捷报。他说自己带着3万大军进攻后金，又斩了225颗脑袋回来，还抢了不少东西。
要是按照这个速度，清朝那10多万八旗兵，压根就不够毛文龙砍1年的。关键是，明朝当局还没办法核查这些事儿，只能默认是真的，给他相应的赏银。光谎报军情还不够，毛文龙还喜欢谎报编制。
他曾经给朝廷上书，说自己的东江镇有20万大军，也就是说，他们抢来的东西不仅不用上交，还有20万人马需要朝廷给粮饷。这件事朝臣们纷纷表示怀疑，所以后来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核查之下，发现只有2.8万人在编。
这就是说毛文龙一口气就贪墨了17万人的粮饷到自己的口袋里。而且是源源不断的供给，他不肥的流油才怪。
也难得毛文龙有如此心思，虚构的各种战争场面，简直堪称写了一本大型军事类小说。这人名、地名、时间全都要瞎掰。
二、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约等于零。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所以我写了约等于，而不是零。你要说完全没有牵制，那也是胡说八道。毕竟几万大军在后金身边，怎么都能造成一点影响。可是这种影响真的是微乎其微。
首先，毛文龙一个月打一次胜仗，每次都斩首那么多，为什么后金在皇太极的领导下，还越战越勇了呢？不应该损失惨重吗？其次，既然打了这么多胜仗，累计杀敌数万，为什么毛文龙没有夺回过大明朝的任何一座城池呢？哪怕是夺下来又被抢回去的记录也没有，这打的是什么胜仗？再者，皇太极多次在攻打宁远、锦州的时候，毛文龙为什么坐山观虎斗？要知道一旦皇太极击败了袁崇焕，那就直接兵临山海关了，大明朝可就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不出手，你还靠什么时候牵制后金呢？还有，毛文龙所在的东江镇，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要想对后金产生牵制，其实极其困难。你想要从这里去攻打后金的都城沈阳，就必须要翻越整个长白山脉。对不起，等你翻山越岭来了以后，人家后金早就把你包围了。所以我说，毛文龙其实是在东江镇，趁着八旗兵不在的情况下，到后金地盘上，对老百姓们烧杀抢掠了一番，然后再拿点人头来邀功，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三、毛文龙的想法是拥兵自重。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有过很多书信来往，而且商讨过投敌的事情。后来有人说这是诈降之计，那么姑且就不论这件事。其实诈降没什么基础，按照毛文龙所说，自己全家100多口被清军所杀，你觉得皇太极还会傻到相信你是诈降？要么毛文龙前面说谎，要么毛文龙后面说谎。
单单看毛文龙的存在，对后金伤害大，还是对明朝伤害大。这哥们整天写小说似地谎报军情，直接导致明朝放松了对后金的警惕，让大明王朝的高层们对后金的实力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大家会觉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那都是假把式，见着毛文龙，他们都得怂。这对明朝来说，其实是致命的伤害。
还有就是毛文龙索要军饷的可怕程度，手里只有几万人，却要几十万人的粮饷。明朝早就杯水车薪了，凑了很长时间，才能凑足其中一部分粮饷给毛文龙，可见毛文龙的存在，对拖垮大明朝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如果毛文龙对皇太极的牵制作用那么大的话，那皇太极上台以后，第一个要收拾的，肯定是毛文龙，而不是朝鲜或者察哈尔了。
所以说，毛文龙当时只是觉得，山高皇帝远，靠杀戮劫掠一些百姓，不仅让自己加官进爵，而且还能捞一大笔钱。为他日后称霸朝鲜奠定基础，记住了皮岛可不是大明朝的地盘，而是朝鲜的地盘。
总结：毛文龙的危害，远大于作用。真正牵制清军的，其实是察哈尔的林丹汗以及朝鲜。朝鲜是明朝附属国，而且一直都忠于明朝，所以皇太极上台以后，第一个要征服的就是朝鲜。
至于察哈尔的林丹汗，在努尔哈赤时期就是后金的巨大威胁，后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采取联姻的方式，让更靠近自己的科尔沁部落成为他们的姻亲，以此防止察哈尔的偷袭。
等到皇太极收拾完朝鲜以后，明朝打不下来，这才跑去灭了察哈尔。所以说如果毛文龙是牵制皇太极的重要人物，皇太极为啥不动他呢？
所以说，毛文龙的牵制作用几乎为零，可危害作用却非常大。他被袁崇焕斩杀以后，他的三个养孙，带着红衣大炮果断投靠了皇太极，结果使得明朝这边失去了火器上的优势，从而走到了亡国边缘。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清史稿》仅仅是因为汽油涨价吗？
伊朗的动乱，就是一种反抗，是对国家和政府的强烈不满。
从表面看来，民众的不满，是因为汽油涨价导致的。实际上，这绝对不是一个主要原因，这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伊朗的动乱，浅层来看，是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伊朗人闹动乱，这绝对是个新闻，因为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老百姓曾经就和温顺的的羔羊一样，如今羔羊变成了狼，如何不让人惊讶？
从巴列维王朝被推翻，这已经四十年了，政府和国家到底做了些什么？
一是致力于和逊尼派国家作对，和逊尼派的代表国家伊拉克开战。当然，战争是伊拉克发起的，防卫是应该的，但谁都知道，两伊战争两年后，萨达姆就想和谈，但霍梅尼硬是拒绝了萨达姆，他想彻底教训伊拉克。
于是，两伊战争又进行了六年，代价是牺牲无数伊朗好儿郎，而边境还是那样，和战前一样。这样的历史，会让不少人为之痛苦，为之动容。
之后的岁月，伊朗作为最大的什叶派国家，和逊尼派国家处处对立，看似保持了风格，实际上错过了多少合作和发展的机会。这事，老百姓不在意？很难说。
二是伊朗和美国坚持长久的对立。这其实没什么大的问题，毕竟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喜欢欺负人，也喜欢拉偏架，但美国欺负不了伊朗，因为这个国家会拼命。对于美国，所有伊朗人都没有好感，在他们眼中，美国人就是魔鬼。但是，伊朗人不喜欢被经济封锁的感觉。
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人的话，“伊朗”这个人太憋屈，没有几个朋友，也没有多大自由。常常被坏人欺负，有时候还要装孙子，伊朗人过得非常窝火，他们宁愿正大光明的干一场，干他娘的美国，也不喜欢这种被人捏住喉咙的感觉。
国家实力不强，处处受美国等欺负，伊朗政府不敢硬“刚”。经济被封锁，伊朗各行各业受影响。这导致伊朗人对政府极大不满。
伊朗的动乱，深度来看，是百姓对“压抑的宗教氛围”和“贫穷的生活”发出的呐喊“幸福”的伴侣是什么？是“自由”。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自由，但很多人都有相对的自由，可以决定吃什么、穿什么、看什么。
伊朗从巴列维王朝后，开始了宗教的复兴，漂亮的姑娘们开始穿长袍，戴头巾，至于什么海滩边的比基尼，早就无处寻觅。小伙子们，在国家打着宗教的名义强势管理下，进礼拜寺，禁烟禁酒。对于电视和媒体，伊朗人基本没有大的选择权，国家会根据内容符不符合国家利益，符不符合宗教教义，进行有选择地播放。
这一切的一切，让所有伊朗人会有被控制的感觉，感觉被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手铐、脚镣一个不缺。宗教好不好？好，可以让心安宁，可以让人更注重真善美。但强制的宗教好不好？不好，它会给人一种压迫，甚至压抑。
几十年来，伊朗的宗教文化，让伊朗人非常压抑，但大环境如此，人人仿佛都要适应环境，毕竟都是什叶派的穆斯林，只不过，很多人都像一个被压扁的弹簧，随时都有可能反弹。
除了文化上的压抑和桎梏，伊朗人的生活过得实在不像样，穷人还很多。一些既得利益者享受着荣华富贵，而广大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都是一样的穆斯林，为何有这么大地位上的不同？普通大众想不通，实在想不通。
本来日子过得就一般，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封锁，广大民众的日子更是过得“朝不保夕”。恰巧在此时，伊朗竟然提高油价。
这是一个威力极大的导火线，想一想，伊朗却油吗？不缺。从美国经济封锁后，伊朗的石油更不缺了。那伊朗政府涨油价是为什么？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为了增加政府抵御风险的能力。
但是，老百姓非常不舒服，这时候本是同舟共济的时候，百姓本在水深火热中，而政府却还在百姓这里敛财，这政府太失败了，百姓快疯了。
这仿佛是一个孩子对父母的失望，又仿佛是学生对老师的失望，最信任的人，关键时刻却落井下石，却趁火打劫，还有天理吗？难道就不能精简机构，难道就不能开源节流？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低层民众？
别有用心的人，在伊朗百姓后面点了一把火百姓是善良的，也是最可怜的。
如果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煽动，大多数百姓，可能一边吃着饭，一边留着泪，怪只怪自己的命不好，生在了伊朗的这个时代。
但是，总有一些人，会敏锐地发现一些情况，会聪明的利用，这就是伊朗政府后面的那些反对派，反对派的身后当然会有美国人。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因为伊朗政府走了一步臭棋，于是，伊朗这个“鸡蛋”就有了裂缝。这时候，反对派们的眼睛亮了，他们的“机车”开始发动，他们准备利用民众向政府发起冲击。
如果伊朗政府处理不好这次事件，那么结果就是伊朗国内会四分五裂，库尔德人、逊尼派那些人都会蠢蠢欲动，很有可能内战会爆发，这样，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兵不血刃”搞垮伊朗。
油价，对伊朗人民而言，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对政府失望透顶。自由没了，伊朗人认了；日子穷了，他们也认了。但是，伊朗民众忍不了的是，政府对他们的“打劫”。也许，所有伊朗人在心底里都有一句话：这样的政府，不要也罢，无能透顶。
只是，事件的背后，可能还有只“大手”在操作，他们激发了民众的情绪，放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更是点燃了伊朗放出的导火线。
从清初不肯蓄辫到民国不肯剪辨？
蓄发→薙发→剪辫，简单地说汉人只是经历了一次次发型的改变而已，而不变的是根深蒂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理念。
再有原因之一就是民众反感不留余地的强制性措施，尤其是这种措施充满了血腥。
所以不要以为汉人舍不得剪辫子，其实就是留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乱动，不要轻易减损，不要随意改变，说白了就是不习惯，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哪怕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文盲对这个传统也都非常认可。
如果剪辫运动能够不采取强制措施的话，用不了多久也都会剪掉，因为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不爱留辫子，尤其是学生和曾经留洋的人，甚至某些人早已剪掉，改戴假发辫头套，价格还不便宜，再说了，留发辫确实不方便，百姓慢慢能接受了也就都剪掉了，不过就像薙发易服一样，这个过程太急了，所以同样激起了民众的逆反心理。
薙发易服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行为和精神上的压制，这个传统自大金国就有，在我国北部地区也施行过此类政策，当然是强制性的，后来因为大金皇帝也被汉化的挺严重，所以不了了之，后续不谈，转眼就到了后金努尔哈赤时期，都是“金”嘛，有荣耀传承，复兴大金的意思，这个老传统也没有丢下，李成梁养寇自重这么多年给了努尔哈赤宽松成长的环境和机会，再加上李如松被杀害（疑似设伏），努尔哈赤就再也没有可忌惮的人了，没过多久就脱离大明王朝宣布独立。
努尔哈赤的底气不止来自李如松的败亡，还在于他8次亲自进京朝贡之旅的见闻种种，大明王朝制度的腐朽和吏制的腐败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他看来，大明颓势已现，不足为惧。
在努尔哈赤那个时期，薙发易服就是强制性的，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如果不薙发，那就剃头，从脖子下刀那种，请注意，女真人所占据的地区从来都是混居，不是说除了女真人就没有他族人口了，不但有，而且还不少，比如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等，但无论怎样，以建州为例，势力就是努尔哈赤最大，那就要服从他的政令，听从他的安排，所以无论民族，但凡在女真势力范围内的，就都被强制薙发易服了。这当然是出于一种传统的沿袭，其实也是分清敌我的显著标志，他们也没工夫满大街去问到底每个人都服不服。
皇太极继位，分前十后七，先是后金后有大清，无论称呼怎么变，不变的是薙发易服这个规矩，不但没有变，在皇太极对各旗将领的思想灌输下，反而所有增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偶像，大金国的完颜雍，完颜雍就极其反对废止薙发易服，而且觉得汉人的纸醉金迷贪污腐败会带坏女真人，用不了多久女真人就会被同化。
这论述，皇太极深以为然，所以对将领们提出，不但薙发易服的规矩不能破，而且满洲子弟的骑射功夫也不能丢，一是不能忘本，二是满清武力开国，居安思危，这种既有优势不能舍弃。
这项既定政策在满清入关前，一直在被坚决的、不留余地的贯彻着，满清不过百万人口，而他从大明掠夺的人口早已超过他的人口总和，即便这样，薙发易服也从无一人一次例外。
到了满清入关之际，因为李自成的招降诚意不足，其实就是下套让吴三桂去北京送死，如何看出来的呢？刘宗敏追赃助饷，吴三桂的家属被打得光剩捯气了，这么重要的关隘，这么重要的将领，如果你真要招降人家，何以把人家家属打得要死不死的，好在家奴偷跑出北京城给吴三桂送信，吴三桂才知道李自成打得是收兵斩帅的主意，于是拨转马头回到山海关就把唐通打跑了。
当时北京失陷，崇祯殉国，群臣乞降，不会有人再给山海关运送粮饷，坐吃山空的将士们挨着饿可打不过李自成的部队，所以吴三桂在请示直接领导王永吉以后，给多尔衮写了封信，大概意思就是借兵，好处大大的，当时的多尔衮已经快要经由蒙古入关直奔北京了，收到吴三桂的信，几乎走了个直角，马上赶到山海关救命，吴三桂四万人，李自成六万不到的部队，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或者说纯粹就是李自成一方打得不亦乐乎，吴三桂眼看支撑不住了，所以找到多尔衮要求满洲骑兵马上攻打李自成。
多尔衮观战很久了，对李自成的战力表示呵呵，揍他没问题，但是前提条件必须达成，薙发易服，你薙发易服我立刻冲锋陷阵，已经无牌可打的吴三桂只能薙发易服，如果不达成这个条件，多尔衮是绝不会帮助吴三桂的，可见薙发易服的这个形式，对于满洲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论根深蒂固的程度，不比汉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惯性思维低。
就在吴三桂薙发易服后，多尔衮本部不动，仅阿济格和多铎二人的部队，二次冲锋就把李自成的部队打散了。入关以后呢，入驻北京，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传说：
孙之獬建议薙发易服，其实这种说法不大摆谱，文人嘛，你懂的，曹化淳老家养老6年了，还有人说，是他做内应给李自成打开了城门，人言可畏，这话从北京传到南方，又从南方传回北方，所以才有了曹化淳“并信从前史不真”的哀叹。
满清的薙发易服政策不会因为一个汉人的抱怨而起始或停止，换言之，即便孙之獬说过，如果多尔衮不是早已打定主意，怎么会听他一句话就毛毛躁躁的，转天就大兴薙发易服之举呢，他是这么毛躁的人么，恐怕是正好碰到孙之獬这个送上门的背锅侠，充分把握机会而已，“你看，剃发是你们汉人孙之獬说的。”
这托词挺好，多尔衮当然知道汉人的薙发情结，政权未稳正是拉拢稳固人心之时，不想逆势而动，但是不动则前线和后方的将士在硝烟四起的战场难分敌我，所以孙之獬就倒霉了，至于他最后是否真的被全身植发，咱们就不管了，在他身上已经浪费太多字数了。
综上，无论有没有孙之獬，全国范围的薙发易服都会坚决彻底的执行下去，时间早晚而已，至于剃发政策的反复，则是出于抵消一部分抵抗强度的目的。
篇幅的关系，咱们直接跨到康熙年间，在与郑氏集团的谈判过程中，无论谈判对象是郑成功，还是郑经，还是郑克塽，先决条件都是薙发易服，这时间跨度并不很小了，但是这项既定国策还是从来不打折扣，可见满清政府在薙发易服政策方面的决绝。
薙发易服是满清的政策，是满洲族的文化符号，是实现由内而外征服汉人的手段。当时的汉人实在不想剃头咋办呢？逃亡日本、台湾、新加坡甚至更远的，大有人在。而留在故土的汉人怎么办呢？要命的话就只能忍了。
当时汉人的抱怨是什么呢？“哭着说道，我犯了什么罪要给我剃头”，蓄发不单是传统问题，还有一点，古代的刑罚也有薙发之举，汉人们对这些都非常熟悉，突然薙发这事降临到自己头上，心理上接受不了，他们还是认为只有罪犯才会被这样对待。
以常熟为例，清兵看到没有薙发民众，不打招呼，直接就杀，不但杀了还把头颅割下来邀功，就一个头，将官也分不出是敌是民，底层清兵借机发了大财。到了后来战斗进一步白热化的时候，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薙发吧，怕明军过来，不薙发把当下就活不成，是否薙发彻底成为区分敌我的方式。
满清政权慢慢企稳，而薙发易服的行动更加残酷残忍，多尔衮借顺治玉玺下旨，召集全城的剃头匠集结巡街，身后有清兵跟随，看见没薙发就强制薙发，稍有反抗当场砍死，这是惩罚也是对中原民众的一种赤裸裸的恫吓威逼。
写的不少，只为说明一个问题，在这种高压强迫下，不会有任何人心甘情愿的薙发易服，这激起了汉民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反抗心理，没人愿意薙发，都是为了保命的无奈之举，他能愿意么？肯定不能，所以明末清初，没人愿意留辫子，只是没有办法。
再劈叉猛跨一步，转眼又到了晚清，无论小儿、少年成年，只要到了国外就会被嘲笑猪尾巴，后来中原地区洋人也越来越多，都把发辫当做中国人未开化的标志之一，这同时也是中国人的国耻之一，很多留学生挨不住洋人的嘲笑，结果一怒之下剪掉了发辫，但是清廷不干呐，所以这就催生或说助长了一个行业的发展，那就是头套，据说当时的松江府手工最好，但是价格高昂，不过没办法，发辫扔在国外，为了应付清廷还是得买，不能给自己找麻烦不是。
不需要强迫，从这段时期起，国人中的部分进步人士，已经有了摆脱发辫的意识。后来各种摆脱发辫的言论和借口风行，过去卫生条件不好，普通人的发辫大多脏臭，士兵们冲锋陷阵，这发辫也非常碍事，盘在头上稍有动作就掉下来，所以剪辫的呼声越来越高······
能说汉人不肯剪辫么？连满洲武官都赞成剪辫了，汉人怎么会不舍。
维新派觉得近代工业的机械，不适合留有发辫的人操作，太过危险，卷进去就是一条人命，不剪辫就要千万个小心自己的安全，那又如何干活呢，而且发辫对军队正常发挥战斗力起到了相反的制约作用，总的来说，影响了富国强兵。而革命党说的更为直白，驱除鞑掳嘛，他们认为，发辫就是满清奴役汉人的标志，一定要消除这种陋习，甚至喊出了欲除满清，必去发辫的口号。
1910年，资政院正式提出剪辫易服，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支持了剪辫运动“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薙发”，他们好像少写了一句，满洲权贵除外哈，看来对剪辫运动，他们的内心还是抗拒的，只是没有办法而已。
满清入关，把薙发作为征服的象征，而辛亥革命后，军政府则把剪辫当成革命成功的标志，从军队开始，一直到政务机关，全部剪辫，限时三日，必须达成，杀人刀不至于，不过工作你就别干了，回家歇着去吧，士兵不剪辫，我也不动你，但是兵饷你就放弃吧，不发。
军政方面解决了，然后就是百姓，虽然强制程度比满清的薙发易服差了很远，也没有什么血腥，但是短时间内强制剪辫还是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原因很简单，强逼的，没有思想转变过程，三天，武汉全城都“焕然一新”，但是抱怨的人也不少，但是这种抱怨情绪和忿恨满清的情绪相比，云泥之别，没有可比性，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人留恋清廷统治，除了少数遗老也没几个人执意留辫。
汉人有没有特例执意留辫或者剪辫较晚的呢？有，原因就一个字“丑”，其实哪里是丑，只是看了几十年辫子突然没了，感觉不习惯。
还有就是担心满清复兴，到时候会不会又挥刀杀人，出于这种恐惧，某些人延后了剪辫行动。
以养士著称的齐国公子孟尝君为何落了个被灭族的下场？
战国末期，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以及齐国的孟尝君，因他们都是王公贵族，所以被称为“四公子”。其中，魏国的信陵君有君子道义，而齐国的孟尝君虽然名气最大，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最低。
荀子在《臣道》中说：“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由此可见，荀子早已把孟尝君的本质说尽。“战国四公子”的结局都不怎么好，虽然齐国的孟尝君得以安享晚年，但是他晚年孤立于各诸侯国之间，无依无靠。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被屠戮殆尽，惨遭灭族。孟尝君之所以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根源在于他自己。可谓是成也“养士”，败也“养士”，最后自己玩死了自己。孟尝君本名田文，“孟尝君”是他的谥号，他的祖父是一代霸主齐威王，父亲靖郭君田婴曾是齐国的相国，掌握朝政十余年。田婴为人怙势弄权，营私舞弊，他把国家每年年终的财政总结和财政结算纳入自己的“私库”，家积万金，使得齐国祸乱始生。由于田婴懂得拍马溜须，欺瞒主上，因此齐威王将富庶的薛邑赐给他作为封地，所聚敛和囤积的财富都据为己有。齐威王去世之后，齐宣王继位。田婴跟齐宣王合不来，因此齐宣王差点杀了田婴。于是，田婴不得不回到了封地薛邑。作为齐国的头号权贵，田婴是妻妾成群，儿孙满堂，仅儿子就有40多个，孟尝君田文就是其中之一。田文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母亲只是田婴的一个妾。由于田文出生日期是五月初五，按照齐国的风俗，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到与门一般高时，会对其父母不利。因此，田婴让把这个不吉利的孩子扔掉，但是田文的母亲却偷偷把孩子留下并抚养成人。按照古代的宗法制度，田文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爵位和家产，他之所以能在田婴40多个儿子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天性聪慧绝顶，思维敏捷，为人能言善辩，因此引起了父亲的重视。后来，田文建议父亲招揽天下贤士，豢养门客，以壮大家族势力。从田文所提的建议来看，他是一个具有政治远见和野心的人。田婴正是看出了儿子的政治才能，首肯了他的建议，并让他开始全权负责家中接待宾客这一任务。田文在人际交往方面颇具天赋，凡是田文接待的宾客，对他是赞不绝口，于是宾客纷纷向田婴推荐，让田文成为家族继承人。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田婴接受了宾客的建议。田婴死后，田文继承了“薛公”的爵位以及封地薛邑。从此以后，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招贤纳士，门下食客时常保持在数千人的规模，开创了战国时期大规模“养士”的先河。随着门客的日益增多，田文的名声逐渐传到了列国，天下人都认为田文仁义道德，尊贤重士。战国初期，魏文侯也曾有过“养士”的先例，但那时候所谓的“士”，门槛极高，而且人数也不多。除非具有经天纬地的大才，否则根本不会受到魏国的青睐。田文“养士”的目的，并非是为齐国招揽人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只要能让自己出名的就可以，不论什么出身，什么来历。于是田文对天下敞开大门招收门客，其标准几乎毫无下限，来者不拒。门客中诸侯宾客和违法犯罪的逃亡者，以及鸡鸣狗盗之徒，比比皆是。其中混的差的门客可以讨口饭吃，不至于沦落街头；那些表现突出的门客，甚至可以飞黄腾达、改变人生。田文豢养门客，使得薛邑成为专门吸纳逃犯的法外之地，不但自己成为一方恶霸，而且还败坏了薛邑的风气。直到西汉时期，司马迁查访薛地时，当地的民风仍然败坏。劣币驱逐良币，当田文的门下聚集这样一群上不了台面的门客时，那些真正具有大才的人自然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所以，在一些关键事情上，由于人才的缺乏，田文身边的那些门客从来没有为他提出过积极、正面的建议。当秦昭襄王久闻田文的贤名后，便邀请他前往秦国担任相国。当时田文身边数千门客，却没有一个人提醒他这背后的利害关系，反而是周天子的使者苏代 用“土偶、木偶”的比喻，暗示田文秦国是虎狼之国，一旦背井离乡前往，很可能就回不来。苏代一席话点醒了田文，使得他最终放弃了仕秦的念头。多年之后，秦昭襄王再次邀请田文前往秦国担任相国，此时没有了苏代的阻止，田文在他众多门客的前呼后拥下，来到秦国，然而这次差点把小命丢在了这里。作为齐国人的田文，在秦国出任相国，势必引起秦国一些朝臣的不满，于是他们轮番劝说秦昭襄王：“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如此，秦危矣。” 最终，秦昭襄王罢了田文的相国之职，并将他软禁起来，打算杀掉。但是田文靠着那些鸡鸣狗盗的门客，经过一番险象环生的逃亡，侥幸离开了秦国。田文在归国的途中，经过赵国，赵国的平原君热情地招待了他。赵国的百姓听说田文显德，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然而赵国人见到田文后大失所望，戏言他身材瘦小。田文听闻后大为恼火，带领门客屠杀了几百人，毁了一个县，这才离去。田文心理之变态，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他的那些门客非但不替他解围、劝解，反而跟随他屠杀一个县的无辜百姓来发泄。田文回到齐国后，齐湣王也想笼络他，于是让他做了齐国的相国。出于对秦国的怨恨，田文计划联合魏国和韩国攻打秦国。此时，田文的门客中还是没有一个人指出这个方案不可行，反而是苏代再次指出了这个方案的不足，并说服田文放弃攻秦的计划。那些真心实意帮助田文的门客，却得不到他的重视。一个叫魏子的门客帮助田文前往薛邑收取租税，擅自做主以田文的名义免除了一位大贤的赋税。田文知道后非常恼怒，于是辞退了魏子。几年后，田文的属下田甲反叛，虽然叛乱很快得以平息，但是齐湣王却怀疑此事和田文有关，于是要治罪于他。田文一看情况不妙，便立即逃走。当初那位被魏子免税的大贤，此时站了出来上书齐湣王，以自己的性命担保田文不会作乱，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其后便在宫殿门前自刎而死。齐湣王被这一幕深深震撼，亲自追查此事，发现田文的确被冤枉，于是想召回田文。田文察觉到齐湣王召回自己是想除掉自己，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回薛邑养老，得到了齐湣王的批准。即使田文待在自己的封地，但仍然对齐国的权力念念不忘，甚至不惜危害齐国的利益。当他得知秦国人吕礼担任齐国的相国之后，为了自己在齐国的利益不受侵害，他竟然致信秦国的相国魏冉，鼓动秦国攻打齐国，以此把吕礼驱逐出齐国。为了自己的私利，田文对自己的母国都是如此。他虽然豢养的门客众多，但是大多数门客只具备插科打诨的小聪明，并无大才；像魏子这样眼界高、独具眼光、善于拉拢人心的智者，根本不会受到只图眼前利益的田文的青睐。当然也有例外，田文掌管薛邑，不但有地租，而且还放高利贷盘剥民间。他曾派门客冯谖前去收债，原本是想让冯谖暴力讨债，但冯谖却给他做了一个人情。冯谖把所有欠债的人集合起来，用收来的钱买来酒肉招待欠债的人，并当众把所有的欠条烧毁，当地百姓都大感田文的恩德。冯谖回来交差，说用收到的钱为田文买来了‘义’。虽然田文心中不悦，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也没有责怪冯谖。不久之后，齐湣王听信谗言，让田文交出相印，退隐封地薛邑。当田文快要到达薛邑时，百姓出城十里相迎，此时的田文才明白冯谖买“义”的用心。田文担任齐国相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富强振兴齐国，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名望，增加自己的私利，扩展自己的势力，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担任齐国相国期间，专制国权，纵容贪污，使得齐国大乱，但是也做了几件有利于齐国的大事，为齐国的强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先是齐国、秦国、韩国联合攻打楚国，经过垂沙之战，打垮了楚国，极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实力。之后，齐国、韩国、魏国合纵攻打秦国，一举攻破函谷关，迫使强大的秦国求和。随着名声越来越大，田文也越来越专权，以至于齐国人都知有田文而不知齐王，齐湣王感受到了来自田文的威胁，心里越发不踏实，因此想彻底除掉田文。田文获悉后，立即逃到了魏国。田文之所以在齐国立于不败之地，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掌握着齐国的相位。一旦失去相位，则封地不保；没有封地，则门客散去；门客散尽，则权势全无。因此，田文被逐出齐国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在齐国的基础会被连根拔起，他的家族将会走向凋零。田文到了魏国后，担任了魏国的相国。此时的田文，对齐湣王已是恨之入骨。之后，燕国和齐国交战，为报私仇，田文在魏昭王的支持下，运用自己强大的政治资源，联合了楚国、秦国、赵国、魏国、燕国五国共同伐齐。为了一己私仇，田文不惜勾结外敌灭自己的母国。整个战国时期，也只有田文一人干出过这种无耻之事，此时的田文已彻底沦为一个叛国者。因此，后世的人非常鄙夷田文，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上以侮其君，下以蠢其民，是奸人之雄也”。当然，田文伐齐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夺回薛邑的自治权和控制权，以继续利用薛邑的富庶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五国联军在燕国大将乐毅的指挥下，在济水（在今山东济南西北）大败齐湣王亲率的三十万齐军。联军之后一路攻击前进，直到攻占齐国都城临淄。经此浩劫，齐国几乎亡国，齐湣王本人逃到莒城之后也被部下残酷虐待而死。曾经强盛的齐国，从此奄奄一息，彻底退出了大国博弈的舞台。当田文悍然组织五国伐齐时，没有一个门客向其指出攻打自己母国的举动是荒唐和无耻的。他们应该清楚，田文在各诸侯国之间拥有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齐国这个强大的后盾。后来，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也遇到和田文类似的状况，但是由于身边门客质量的不同，最终的结果也是天差地别。魏无忌因窃符救赵而得罪了兄长魏安釐王，被迫出走赵国，一待就是十年。当秦国攻打魏国时，魏王派人前来求救，但魏无忌担心魏王恼怒自己，因此不敢答应。此时，门客毛公、薛公对魏无忌说，公子之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列国，其原因是有魏国作为后盾。如今秦国攻打魏国，公子却毫不顾念岌岌可危的魏国。秦国一旦攻破大梁，夷平公子先祖的宗庙，您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最终，魏无忌回到魏国，魏王任他为上将军。各诸侯国闻讯，纷纷派兵救援魏国。此战，秦国大败而退。田文和齐国之间的关系，就犹如魏无忌和魏国之间的关系，都是毛和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田文的门客中却没有人为其出谋划策、协调关系，更没有人出面阻止田文组织五国伐齐的愚蠢行为。这也进一步说明，田文的那些门客，只是一些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小人而已。田文虽然重新拿回了薛邑，但此时的薛邑早已不是当年的薛邑。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薛邑早已成为齐国的一部分。齐国可以把薛邑作为封地赏赐给臣子，但绝不会允许薛邑独立。当齐国侥幸复国之后，身份尴尬的田文只能守着自己的薛邑，无所归属。虽然此时的薛邑是田文的私产，但说到底田文本人也是齐国的一部分。因此，薛邑虽说属于田文，但本质上还是属于齐国。薛邑要想脱离齐国，实现与齐国共存的两个政体，齐国绝不会答应。和平年代的政治需求，主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战争年代的政治需求，主要通过兼并土地来实现。不同模式，最终造就的结果也不同。田文所处的战国末期，是战争最为高频的时期。薛邑能否独立并不是取决于它的实力，而是取决于当时各诸侯国，尤其是魏国的意愿和需求。如果拿薛邑能为魏国换来更大的利益，那么魏国绝对不会犹豫。田文在世时，可以凭借自身多年积攒下来的影响力，勉强维持薛邑的独立性。但是不管他的影响力有多大，薛邑终究是要回归齐国，这是形势所致，趋势所致，发展所致。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抵挡不住形势的洪流。田文只能延缓覆灭那一天的到来，但是无法阻止那一天的到来。田文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争权大打出手，齐国和魏国做出利益交换之后，一同出手攻下薛邑，田文一族被悉数诛灭，没有留下一丝的血脉。作为一个政治精英，不但要懂得掌握权力，也要懂得放弃权力。田文如果能够放下心中的执念，把薛邑及时交还给齐国，那么他还有机会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家族的地位。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想把薛邑占为己有。最终却落了个身败名裂，全家被诛的下场。田文死后，谥号“孟尝君”。但是后世对孟尝君的评价并不高。赞扬他的人，认为他用人不拘一格；反对他的人，则认为他是沽名钓誉的奸雄。野猪破坏我山区农民庄稼？
唉，说多了都是泪呀，看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