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役,他能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僵役，他能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我们从《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中就能得出答案。
如题主问题所言，《水浒传》中，如果宋江想当皇帝，他能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但不是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了？原因有四个，分别是时机、实力、自身的定位、真实性。
时机：
古代封建王朝之兴替的“规则”，借用《三国演义》的话来说，就是：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根据《水浒传》的原文描述，《水浒传》的故事背景为北宋徽宗年间。从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传至宋徽宗，时间为122年（960年-1082年），而宋徽宗在位的时间为25年（1100年-1125年）。
从历史评价来看，宋徽宗在位期间堪称荒唐无道，不仅重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主持朝政，又大肆收刮民财，穷奢极欲。
时有歌谣道：“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再通过《宋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宋朝实行的是“偃武崇文”、“以文治国”的国策，导致宋朝的军事实力一弱再弱。而北宋对外的军事行动其结果基本上也不太理想，如“雍熙北伐”、“好水川之战”等。
对内又打压武将、兵卒的地位，前者如韩琦喊出“东华门外唱名状元者方为好汉”（斩了狄青的部将），后者通过在兵卒脸上刺字防止他们逃跑等就可以看出。
等到宋徽宗时期，北宋已然是积重难返，后来更是发生了“靖康之耻”
正是基于这样的“时机”，宋江想当皇帝的可能性确实是不高，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实力：
关于实力，首先要看梁山一共有多少人马。从《水浒传》的原文可以看出，梁山的人马来源为：招募、入伙（如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等各山头领主动投靠）、招降（比如呼延灼、董平等带兵投降）。
根据《水浒传》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中燕青对李师师的对话：
“俺哥哥要见尊颜，非图买笑迎欢，只是久闻娘子遭际今上……若蒙如此，则娘子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也……”
以及燕青对宿太尉的对话：
“若得恩相早晚于天子前题奏此事，则梁山泊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
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山泊所有人马大概在数万到十万之间，但其中还得包括老弱、伤残以及后勤、家属等人。
所以说梁山的人马并不算很多。
再加上《水浒传》中就没有描写过宋江等人有发展过农业等，其生活物资和经济来源除了之前的积蓄外剩下的就是靠攻打村寨、州府了。
尽管宋江统领梁山十万人众，又占有八百里水泊的地利，但自身不能自给自足。所以从实力来看，宋江想当皇帝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自身的定位：
在《水浒传》中的第三十九回，宋江于浔阳楼吃酒，醉后的他先是作了一首《西江月》，后又写下了：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是宋江内心里的写照不假，在朝廷看来宋江有反意也是真。
但这首诗真正的意思是：我人虽然在吴地，心却在山东梁山，飘零江湖真是蹉跎岁月，等我上了梁山实现了我的凌云壮志后，黄巢的行为又算什么大丈夫了。
也就是说，宋江从一开始就把梁山看成是他实行凌云壮志的“跳板”，存的是利用的想法，而不是其他的心思。
尤其是在宋江统领梁山后，他实行的是“劫富济贫却不反皇帝”，竖起的是“替天行道”的大旗，至始至终，他贯彻的是“受招安”的思想。
而思想决定行动，从宋江自身的定位来看，他就不可能当皇帝。
真实性：
《水浒传》本身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乃是小说，不是正史。
其次历史上是有宋江这个人物，但诸如“108将”等都是小说虚构，其本身是取材于《宣和遗事》，而《宣和遗事》又是讲史话本。
既然于历史真实性上无从谈起，宋江想成为皇帝的可能性自然是非常之小。
两江总督的权力非常大？
两江总督是清朝用来管理江南、安徽、江西三个省的大官，在清朝，八大总督中两江总督仅次于直隶总督，是封疆大吏的第二位。
可是，两江总督却总是拿手下的江苏巡抚没辙，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清朝的督抚设置，分权制衡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知多少。清代总督，一般是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者为从一品，另大学士衔者为正一品。辖一至三省。
原本清朝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再加上管理运河和黄河的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以及清末设置的东三省总督，总共有11个总督。这些总督都死正一品或者从一品大臣。
清代的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以“巡行天下，抚军安民”而名。通常来说，内地十八省每个省都有一个巡抚，再加上后来设置的台湾省、新疆省、吉林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总共算下来有20多个巡抚。
很明显巡抚要比总督廉价太多。
但是，到了晚清，事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其实地位差别不大。两江总督，在清朝前期，是凌驾于江苏巡抚、江西巡抚和安徽巡抚之上的大官。可是到了清朝末期，随着江苏省经济崛起，特别是政治经济地位提升，两江总督地位越降越低了。
江苏的漕粮，占全国50％，田赋占30％，再加上两淮地区的盐税，很明显从经济上来说，江苏是最有钱的省。所以，江苏省这个巡抚，要比两江总督这个管理三个省的总督实在得多。
从俸禄上面看，江苏巡抚的俸禄达到了12000多两白银，而同时期的直隶总督才15000两。所以，江苏巡抚地位真的不必总督们差多少。
从皇帝信任来看，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一样 ，都有独立奏事的权力。如果两江总督有什么不轨行为，江苏巡抚可以随时向总督告状。所以，两江总督要做什么事情，往往要看巡抚的意思，面子上还是要照顾一二的。
从驻地来看，江苏巡抚常驻苏州，两江总督常驻江宁，虽然江州和苏州两地合并为江苏，江州在前苏州在后，可是谁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经济状况远比江宁好得多。所以，江苏巡抚地位不逊色于两江总督。
令人郁闷的是，晚清皇帝为了进一步限制两江总督的权力，要求安徽和江西两个省从两江总督辖地分离出去。江苏和四川一样，成了督抚同省的地方。两江总督要从江苏巡抚这里分一杯羹，谈何容易！
有人要说了，按你这么说，两江总督就啥也不是了，安徽江西管不着，江苏又不让管，两江总督肯定连江苏巡抚都比不上了！
也不尽然，因为两江总督实际上还兼任着一个“南洋大臣”的职务，这是名副其实的肥差。
按照清朝人的划分，山东以北的海岸线称为北洋，包含着山东、直隶、辽宁三省；江苏以南的海岸线称为南洋，包含着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五个省（当时广东包含着广西沿海地区和海南岛）。
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一样，都是直属于总理衙门管理，不同的是南洋大臣掌管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潮州、琼州、淡水各通商事务及各项“洋务”，这样的权力，可能意味着商务部、建设部等部门的半壁江山都在南洋大臣手里。
所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各有优势，主要看执政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时，湖北巡抚根本没脾气，谭嗣同的父亲担任湖北巡抚，对张之洞早请示晚汇报，也照样被穿小鞋。放在两江总督这个职位上来说，清廷长期让湖广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等职位兼差，更是让这个“天下第二总督”地位下降了。
清朝末代两江总督是袁世凯的结义兄弟、亲家张人骏，从宣统元年做到了宣统三年，是清朝的大忠臣，因为革命军攻克南京遭到免职。
清朝末代江苏巡抚是程德全，这个人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与沙俄侵略者周旋，被火线提拔为知州，当巡抚才几年，张人骏则是当了多年两广巡抚的官场大佬。程德全斗不过张人骏，就找了立宪派领袖、商界达人张謇两人一拍即合，苏州就成了革命党地盘。
程德全在苏州象征性捅掉了衙门的几篇瓦，摇身一变成了同盟会的高官，南京临时政府中还担任了内务部长的高官。
为什么感觉人造文明会盛极而衰？
所谓物极必反的道理吧！世间万物皆是如此
一、封建经济的巅峰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经唐之后，宋朝为最，要不是因为宋朝不是一个“天下”的国家，那么宋朝可以称为是中国封建时代发展的巅峰。
宋朝的主要赋税收入，并不是传统的农业赋税，而是经过经济贸易收取的工商税。
在宋朝时期，中国的主要城市都慢慢转变成商业城市，此时经济已经由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古（相对于远古时代）自然经济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商业经济。
尤其是在沿海方面，各种船舶载货量比起陆运更加划算，商品运量大，利润高，使得自宋朝之后，中国南方一直比之北方要更为富庶。
在政府方面，进士及第的文人逐渐进入政府，一步步取代世家大族，而宋代，也是文官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朝。（这也是宋朝武力孱弱的一个原因，世家大族的力量被削弱太惨，甚至灭亡）
从北宋发展起来的道学延伸到了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构建了理学的系统。这一思想体系以儒家伦理为主，以绝对的“理”作为基础。“理”，乃是永恒而超越的秩序。宋代的道学和理学，建构的基石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合称“四书”。这个以“理”为基础的秩序，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架构。儒家理想主要的要求是保持伦理的实践，这样才能维持良好的秩序。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往往是保守的，已经完成的结构不容许改变；人必须活在结构之内，而不是改变结构。
元朝之后，仁宗重开科举，元代科举以“四书”为儒学根本，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的解释。于是，朱学成为官家认可的正统。因功名利禄所寄，朱学之外的各种儒学遂无立足之地，这一以结构统摄个人的思想方式成为官方支持的理论，中国的儒学思想系统就此僵固。
朱子学的普及，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经由学术与政治，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停留不变。程（程颢、程颐）朱体系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统治者而言，是非常有利的控制工具。因此，明太祖驱逐元朝统治者，建立明帝国之后，不仅延续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删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保证君臣上下的相对地位。帝国的威权就此与儒家稳定的结构密切结合。
二、从士子变成奴仆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也是分兵占领，分兵驻防。他们没有真正的税收制度，在需要物资或粮食的时候，便派出军队，四处搜刮。中国正史《元史》等汉人士大夫编著的典章制度，多是汉人学者一厢情愿地盼望元王朝能够做到之处。
整体说来，元朝时期的中国，“汉人”和“蛮子”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如上一节所说，象征性的科举，分为左、右两榜，汉人和蛮子的一榜，取录人数远比国人和色目那一榜少。录取后被授予的官职，也比国人、色目低下，大多只是“教谕”之类的闲职。
占领中国时的蒙古，乃是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帝国，而继承元朝的明代，以中国农民为主力的革命，从蒙古手上夺回了中国。明代革命，本是以明教信仰团结起来的抗元活动。在朱元璋将要建国时，才得到儒家学者的支持。
前文我们提到过，直到宋朝，进士集团才逐渐取代了世家门阀，宋朝以前的朝代更迭，都是世家大族之间的更替。这些世家大族因为其源远流长的传承，自有他们的文化道德标准，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出身草莽之人，明朝出现了与之其他朝代迥然不同的情况。
然而朱元璋建立的皇权，表面看上去与之前汉人建立的皇权几近类似，但是实质上却有非常大的区别。现在人都知道，朱元璋是屠杀功臣最为疯狂的一个开国皇帝，而且朱元璋死后，靖难之役又是一轮排除异己的清洗行动。在朱棣继位的永乐，不过开国三朝（其中还有一代短命朝），真正有威望可以跟皇权抗衡的文武老臣以及他们的家族近乎死伤殆尽。此时皇权全无约束，这使得，明代皇帝的绝对专制，超过了汉代以后的任何王朝。
而且明代官吏体系，朱元璋废除宰相，皇帝直接管理政务，谏官、言官几乎不能按照法定的职权约束皇权。明代的“庭杖”，常常当廷活活打死批评政权的大臣。在这种暴力皇权下，文官制度根本没有能力去平衡皇权。
加上明代的太监，权力出自内廷，却可以干预政府的政务，拥有极大的权力。宦官监军制度，使其得以随时干预备政府单位的一切军务政事。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东厂，随时可以逮捕、拘禁、处死官吏与百姓。明代这个政权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专横暴力。
明代的专制政权，不鼓励任何向权威挑战的思想。朱元璋恢复科举制度时，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其中，《孟子》还必须删节，去除他认为对君主大不敬的章节。“四书”的解释又只许遵循朱熹的注解。这种桎梏思想的做法，造成了明代读书人思想范围的狭窄和偏颇，他们正如《儒林外史》中形容的读书人那样，只会按照固定的题目做没有原创性的文章。他们对“四书”的内容甚至并不了解，但只要能背诵模范文，就可以应付考试。
之后清军入关，明朝覆灭。然而，清朝不仅延续了明朝的专制独裁、封闭保守，还更具有征服王朝的特性，以被征服者为奴，不容许任何挑战现实的想法。
中国从秦始皇以后，政府和内廷，基本上是平行的内外两个单位。政府官员并不是皇帝的私人奴仆。汉唐朝廷都坐而论道，大臣们都有座位；宋朝以后，仅宰相必须站着回话；明朝虽然十分专制，朝廷之上动辄以廷杖惩罚官员——但是，大臣还是坐着和皇帝对话的。只有在清朝廷上，举朝匍匐跪拜，人人口称“奴才”（现在的电影电视太不尊重历史了，清一色的三跪九拜高呼万岁，这其实是清朝的套路）——这是一个皇权最凌辱官员的时代，更不要说凌辱一般的百姓了。三百年来，在这种统治气氛之下，一般百姓，甚至士大夫，其自尊心都已经被斫丧殆尽。
至于清朝的文化传承——清朝不仅仅接纳了明朝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只考“四书”，而去“四书”的解释以朱熹注为主体。年年考试选上的都只是会写“时文”的书生，对于政务并没有真正的体会。清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儒生的批判时政十分戒备，他们一方面罗致人才，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大搞文字狱，整压汉人的民族主义。
可以说，中国两千年文化的演变，到了明清之际，长期的传统已经衰败，再生的生机也被扼杀。清朝一代，虽然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只是消耗了几千年的文化，没有给予其重生的机会，更没有具备继长增高的资源和环境。中国文化的毁灭，可说就在“明社既屋”之时（明朝建国的时候就被推翻了）。言念及此，为之扼腕。
古代中国的历朝历代，仅唐宋时期对商业发展未设阻挠，其余历朝历代，无不重农轻商，资本主义在中国，在元朝灭亡宋之后，就失去了最佳时机。而明朝僵化的统治，更是葬送了最后的一线机会。至于清朝？不提也罢。
三、欧洲中世纪的覆灭
欧洲黑暗混乱的年代一直持续到十四五世纪，将“主的荣光彻底散步在欧洲之上”的教廷拥有了比之世俗皇权更大的权力，权力滋生的腐败和伤风败俗之事处处可见。从上到下，这个号称神圣的权力集团，实际上已经不能满足教众的精神需求。群众对教会的不满，长期累积，逐渐形成一股反抗心态。
而教廷随后根式大肆兜售“赎罪券”——教宗号称持有赦免教徒罪孽的权力，如果向教会交纳奉献，就可以让教皇赦免其罪行，从而在死后不至沦入地狱，甚至可以进入天堂。
然而这种论调跟基督教的教义大相径庭。教廷之中有些人就认为，根据《圣经》的原意，认为教皇并没有赦免人罪恶的权力，只有信徒自己因为信仰而得救。人能够得到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人承受了背弃上帝的原罪。
而且在这个时候印刷术传入欧洲，在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之下，《圣经》被翻译成英文大肆传播，这时教廷的《圣经》不再是所有人心中神秘之事，而是人人都可以自行了解的信仰。
世俗的君主，本来对屈服于教权就未必心甘情愿，在教廷内部混乱的时候，这些世俗的君主怎有不趁火打劫之理？
于是这些君主对于各地主教对于教廷的抗议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各种新生的，不同的教义得以在欧洲大陆上林立。甚至还有英国亨利八世直接支持主教从罗马教廷独立出来，称之为英国国教。
这些新生的教义后世统称为新教，加上各国君主的推波助澜，欧洲大陆的国家分成了两个阵营——天主教的国家和新教的国家。
罗马教廷不堪忍受，教会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号召各国君主对“异教徒”进行武力镇压。这一系列镇压与反抗，长达三十年之久，欧洲各国都卷入战争之中。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各国君主和其民族为了建立主权而进行的针对教权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战争之中，步兵战术取代了骑兵的冲锋陷阵，火药带来的炸药摧毁了城堡，这两项事物，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根本。
此战之后，罗马教廷不得不承认新教的实力足矣和自己分庭抗礼，神圣罗马帝国承认了新教国家的独立地位。此时，欧洲的政权终于从教廷的神权之下独立出来。
随后的文艺复兴，更是让欧洲的思想形态可谓是脱胎换骨，从僵化呆板的宗教专权和粗糙的封建制度，到思想、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经过挣扎，摆脱旧日的包袱，创造了后世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契机。
四、大航海时代
欧洲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自古就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然而在蒙古大帝国灭亡之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干翻了欧洲列国的海军，将地中海中部和红海、波斯湾都收入囊中。但是奥斯曼帝国征收巨额的过路费，甚至还直接没收船只货物，中西贸易在此时近乎完全中断，这让那些靠贸易吃饭的商业城市，日益艰难。
他们无路可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之前欧洲这些商业城市的船只到东方，只需要沿着陆地的边缘即可，但是现在此路不通，依靠欧洲大陆上君主和领主的支持，水手们开始开辟新的航道。
随后，好望角的航道被打开，麦哲伦绕过大西洋南段开辟了太平洋的航道。新航道的打开，伴随的则是巨大的领土收益，欧洲人开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以获取财富。
而哥布伦向西出发发现的美洲大陆，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直接获得了一批巨大的财富，进而利用这些财富发展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然后发展为近代的帝国主义。
假如没有这一大批从美洲掠夺来的财富，单单靠旧大陆稳定的经济状态，就不可能累积这么大的能量，造成影响如此久远的巨大转变。西方学者们讨论西方的经济史和现代发展，很少愿意强调这一点：大批从美洲掠夺来的资金对欧洲发展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还历史一个公道：这一篮从天上“掉”下来的黄金，在世界历史上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转变，也造成了白人统治世界的近代史。
五、飞跃的三百年
欧洲的发展在17世纪以后，进入了飞跃。前面两个世纪，宗教革命和启蒙时代的开始，为欧洲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经过宗教革命，欧洲的政治制度摆脱了天主教会神权的约束。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瓦解，许多新的国家出现，而且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体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这些族群纷纷从语言、考古、传说、神话和档案之中，寻找自己的过去，重建自己的历史，欧洲列国制度正式确定。
在经济方面，新航道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已如上章所说，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17世纪以来，欧洲列强抢着攫夺世界各处的资源。世界各处的资源，转化为欧洲日常生活的资料，也成为新的财富来源。
消费力量和新兴商品的需求互为因果，将殖民地的生产能力和国际贸易结合为一。印度洋上、非洲沿岸、太平洋各岛屿和美洲各处，欧洲的资本投入当地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生产那些欧洲需要的消费品，又经过欧洲商人的船运，将这些本来价值不高的商品运到欧洲，以高价出售。这一进一出，就使欧洲列强的工商业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欧洲启蒙时代，许多学者开拓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同时，也有许多技工借用新知识，发明了工业生产工具——蒸汽机的发明就是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历史上，总以为瓦特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其实与他同时，已经出现了好几种不同模式的蒸汽机，瓦特只是作了最好的改良。有了蒸汽机，不必使用马匹拉动，一台车头就可以成为在矿场、农庄以及运送商品各个方面最方便而廉价的工具。热动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人力与畜力为主的动力。
这些新的工业资源本身，既代表了无穷的财富，也代表了国家之间努力争夺的项目。工业革命正是上述重商主义的“姊妹”。在工业本身成为新的社会动力之后，工业生产品因为生产的量多又价廉，市场、原料和能源无不成为工业国家掠取重大利润的工具。相对而言，无论是欧洲本身的作坊工业，还是世界各处的农舍生产业，都无法继续存在于工业化以后的资本主义下。这个工业革命以后产生的掠夺力量，使欧洲的霸权处处横行，无人能撄其锋芒。
在欧洲列强争夺资源和市场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战争的武器随着机器的发明，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火力越来越强大的枪炮代替了冷兵器，机动的战车和坦克车代替了马队。海上战舰的吨位、速度和火力，都与日俱增。战争不再是个别战士之间的决斗，而是依靠大量资源和组织一决胜负。到了20世纪，飞机不仅作为交通工具，也是空中作战的武器，战争更是成为立体的斗争，前方和后方也不再有明确的界线。
17世纪以后，三百年来人类自相残杀的能力，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国家作为集体终极组织，以及各种工具的发展同步进行。
四篇文章，我们差不多可以明白，在宋朝之前，伟大的中华帝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力量。
盛极而衰，否极泰来。
领先发展的东方文明，在明清两代的僵化统治之下一落千丈，颟顸（man han，都是第一声，糊涂而又马虎的意思）五百年，时时在灾难之中，几乎无法自拔。
皇权希望稳定，却不知道稳定的另一面就是僵化。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对内对外都因为僵化而不能作出适当的调节，这样的政权终究会陷入困境，成为不能撑持的腐朽结构。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后现代文明，正在逐渐呈现，在这贞下启元的阶段，东亚这批中国文化的子孙何以自存？何以作更好的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警告：视野不能狭窄和短促，结构和思想不能僵化，在面对未来时，不要自限脚步，自设藩篱。来日多难，也多机缘，如何自求多福，全在我们自己的选择。
遗憾的是，人类社会可以有的最美好的图景早已被如此详尽的描绘出来，可是我们从来而且以后也大概没有那般的幸运亲眼看见这样一副图景的存在。
为何临终前下令杀死自己的妻子长子和孙子？
其实郑成功39岁英年早逝，与其长子郑经有着很大关系，而他之所以临终前下令诛杀嫡妻董酉姑和嫡长子郑经主要还源于郑经所导致的郑成功家族的丑闻。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祖国宝岛台湾，他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也是忠于明朝的忠臣，对外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对内誓死忠于大明，既是忠臣又是民族英雄。但郑成功却于公元1662年（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十五年）去世，享年仅39岁。
郑成功之死非常突然，在郑成功去世前一年他已经投降清朝的父亲郑芝龙被清政府斩首示众，同时还毁坏郑成功家族祖坟。
除了对郑成功个人家族的迫害，清政府还开始对郑成功进行经济上的制裁，那就是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迁界禁海令，这一禁海令使得内陆断绝了与台湾的贸易经济往来，孤守台湾的郑成功在经济方面大受挫折。
除了这些，还有就是在郑成功去世的这一年，他一心守护的大明王朝彻底走向灭亡，南明末代皇帝明昭宗永历帝朱由榔在这一年被吴三桂攻入缅甸生擒活捉，虽然永历帝最终在四月份才被吴三桂绞杀，仅比郑成功去世早半个月，但任谁都知道永历帝落到清政府和吴三桂手中是有死无生了，所以郑成功听闻永历帝被吴三桂活捉之后是忧心忡忡。
外加郑成功此时刚刚收复台湾不久，在台湾的将士发生水土不服问题，以及台湾人心未稳，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面对外部压力已经是疲乏不堪。
在这种压力巨大的情况下，郑成功的身体也不堪负荷，最终他的身体健康也出现了问题，但在这么糟糕的时候他却得到了一个喜讯，那就是他留下镇守厦门的长子郑经给他写来家书，告知父亲郑成功，他的侍妾给郑成功生了一个孙子，取名为郑克臧。
这应该是郑成功这一年之中得到的最好的喜讯，郑成功最初十分高兴，他为长孙的诞生而欣慰，同时他重赏嫡妻董酉姑，儿子郑经，以及生子妾侍和长孙。但是这件事很快就让郑成功从喜悦变成了压倒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郑成功在得知家中添了长孙的喜讯不久就收到了隐居在厦门云顶岩一位叫唐显悦老人的来信。这位唐显悦是南明时期的前兵部尚书，后来眼看南明内部政权互相倾轧，心灰意冷因此辞官隐居在郑成功所控制的厦门。
唐显悦的身份除了是原兵部尚书，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郑成功的姻亲，他的孙女唐氏嫁给了郑成功的长子郑经为嫡妻，也就是后来的唐王妃。
唐氏出身官宦世家，家教非常好，为人斯文有礼，气质端庄尊贵，非常具备做世子王妃的形象气质。但郑经偏偏不喜欢父亲郑成功给他聘娶得这位妻子，这主要由于郑经性格所致，郑经的性格颇有些离经叛道，而且他还颇为贪恋女色，妾侍极多，所以对嫡妻唐氏极为冷淡。
而与郑经生下长子郑克臧的女人不是别人，而是郑经四弟郑睿的乳母陈昭娘。这个陈昭娘年岁比郑经大了一些，但极为妩媚，年仅20来岁的郑经被她迷得神魂颠倒，最终与她日夜厮混在一起而生下了长子郑克臧。
在古代来说乳母与生母无异，属礼法之中的三父八母之一，虽然陈昭娘并非郑经乳母，但她总归是郑经之弟的乳母，也算是郑经的母辈，所以当郑经与陈昭娘私通生下郑克臧后，让自幼遵循儒家礼法的唐氏无法接受，婚姻中的苦闷外加丈夫如此之行为，让她十分难受，她就向爷爷唐显悦诉说了此事。
唐显悦是一个老儒生，当然接受不了这种不尊礼法有悖伦常的事情，同时他也替孙女鸣不平，毕竟正当青春年华的原配妻子不好好宠爱，却天天与丧偶的寡妇且年龄还较大的陈昭娘鬼混，于是唐显悦就亲自给郑成功写了一封斥责他的书信，甚至在书信中直斥郑成功“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
郑成功是一个非常遵循儒家礼法大义的人，他的礼仪观念很强，而且他对于有悖伦常和私通等事件十分憎恶。
郑成功这一点性格也在他治军中体现明显，郑成功治军极严，他对战士的战场素质要求就很严，除了这个他对战士的品行要求也很严格，严格到甚至要求战士的生活作风都要非常良好，在郑成功军队中绝不允许出现有悖伦常和与他人私通等生活不检点的行为，如果被郑成功发现，重责处死，轻则降级和遭受军法严惩。
郑经在与陈昭娘私通生子之后，他虽然告诉父亲郑成功生了一个儿子，但他却不敢说是陈昭娘所生，只说是侍妾陈氏所生，因此最初郑成功并不知道郑经所生之子乃是与陈昭娘所生，所以郑成功还一度非常欣慰和高兴有了一个长孙。
但是唐显悦这一篇书信到了郑成功手中之后，让郑成功十分震怒，郑成功万没想到郑经居然做出如此有悖伦常让郑家丢尽颜面之事，当时台湾和厦门一带的士大夫都认为郑经此事有悖伦常，私下之中颇有议论，故此郑成功十分恼怒。
郑成功一向以严于律己才能严于治军来统率军队，而郑经这件事让郑成功极为丢脸，如果不严惩郑经，以后如何治军，如何管理下属，于是郑成功决意严惩郑经。
郑成功在盛怒之下给堂兄郑泰下令，命他持自己的宝剑去厦门传令驻军将领诛杀世子郑经，并以嫡妻董酉姑管教不当以及与郑经私通的陈昭娘和私生子郑克臧一并诛杀。
郑泰到厦门与留守的兵部尚书洪旭商议，由于郑成功嫡妻董酉姑素来贤惠，深得郑成功部属和亲信的拥戴，所以大家都认为国姓夫人和世子怎能轻易杀害，于是郑泰等人拒不执行郑成功的命令，并建议郑成功只杀陈昭娘与私生子郑克臧即可，不能杀害夫人和世子。
郑成功见郑泰和洪旭拒不执行自己的命令更加恼怒，他又让人持手谕给驻守厦门的另一员大将周全斌下了诛杀董酉姑、郑经、陈昭娘和郑克臧四人的命令，周全斌也是拒不执行郑成功的命令。
郑成功想杀董酉姑和郑经肯定是没人同意，郑成功当时已经病得不轻，谁敢保证这是不是郑成功病糊涂了下的命令，毕竟这是原配夫人和嫡长子，万一郑成功日后再反悔清算这件事呢，所以郑成功的命令根本没人执行。
后来郑成功见厦门方面没有将领肯执行自己的命令，于是他派了一队亲兵到厦门去诛杀郑经等四人。
但此时郑成功恼恨妻子和儿子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厦门，这队亲兵还没到厦门，就已经留言四起，说郑成功恼怒厦门方面将士不肯执行自己的命令，决意让这队亲兵到厦门就地杀光所有驻守厦门的守备将领。
这一流言引起了厦门方面郑成功将领的恐慌，于是这队亲兵到了厦门就被厦门当地的驻军将领扣押起来，这些将领们一合计既然国姓爷想弄死咱们，那咱们不如拥立世子与国姓爷搏一搏。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厦门守军将领拥护郑经与台湾郑成功对立，当然，这个流言很可能是郑经不想坐以待毙，故意散播的流言，激起厦门守军将领的怒火，好能拥护自己与父亲郑成功对立自保。
郑经的这种不孝行为一下子让本就身体不好的郑成功病情更加严重，之后不久又传来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绞死弑杀，郑成功悲痛万分，南明永历帝实际上就是郑成功这些反清复明的忠臣最后的精神支柱，永历帝殉国就代表着郑成功的精神支柱崩塌了。
郑成功深知即使盘踞台湾孤岛，此生也很难再光复大明，再加上家里出了郑经这档子丑闻，郑成功数痛之下急怒攻心，于1662年阴历五月初八暴毙而亡。
郑成功暴毙而往后，他在台湾的部将黄昭和萧拱宸以郑经违背伦常忤逆郑成功，在台湾拥立了郑成功之弟郑袭承袭郑成功的延平王爵位，身在厦门的郑经听闻叔叔郑袭承袭了爵位，当即组织厦门军队反攻台湾。
郑经先是向康熙求和，使得清朝暂时与郑氏集团停战，然后郑经整备军队率军回台湾夺位，由于郑经本身就是郑成功嫡长子，非常符合古代的继承礼法，所以郑经回台湾夺回爵位是名正言顺，因此郑经很快就占据了郑成功设立的东都（现今台南），黄昭和萧拱宸被郑经诛杀，郑袭被郑经囚禁于厦门，后来郑袭率家人部属投降了清朝。
郑经也就此成为名正言顺的郑成功接班人承袭了延平王爵位，也成为名义上的监国，郑经不似其父郑成功那般忠于明朝，还想着光复大明，他更多的是想效仿朝鲜，将台湾作为郑家的割据地区。
而郑经承袭延平王爵位后，更是直接纳陈昭娘为妾，名正言顺的与陈昭娘在一起。郑经后来还反而恩将仇报，猜忌和迫害当初拒不执行郑成功杀他命令的郑泰和周全斌，最终郑泰被郑经所杀害，周全斌率部降清。
此后郑经耽于酒色，把政事都交由儿女亲家长子郑克臧的岳父陈永华（也就是小说中的陈近南）负责，幸得陈永华是治国能臣，在陈永华的操持下，台湾日益兴盛。郑经唯一的作为就是利用康熙三藩之乱时，联结耿精忠，企图趁乱浑水摸鱼，结果三藩之乱很快平定，康熙直接派兵将郑经打回了台湾。
从此之后郑经更加沉湎于酒色，其母董酉姑对其也是怒其不争，但郑经屡劝不改。到了后期郑经更是任由弄权的冯锡范排斥陈永华，最终导致陈永华郁郁而终，英年早逝。
陈永华死后不久，郑经也便即去世。郑经去世之后，郑克臧本来继位，但冯锡范图谋拥立自己的女婿郑经次子郑克塽继位，于是在董酉姑面前陷害郑克臧，董酉姑受到冯锡范蒙蔽，以国太的身份宣布废除郑克臧延平王爵位，结果冯锡范不止废除了郑克臧的延平王爵位，还背着董酉姑偷偷地将郑克臧绞死。
董酉姑后来才知道受到冯锡范蒙蔽，为此深感悔恨，不久也抑郁而亡。至此郑成功一家子基本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完蛋了。冯锡范拥立了郑克塽继位不到两年，康熙就派福建水师提督、原郑成功部将施琅率大军攻克台湾，收复了台湾，郑克塽和冯锡范投降清朝，至此郑成功家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郑成功之死与儿子郑经有着很大关系，郑经做出有悖伦常之事忤逆郑成功，也导致成为了压死郑成功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其实郑成功也应该反思，他常年在外作战，对儿子郑经始于管教，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郑经做出这种有悖伦常之事，他郑成功也应负有责任。
而事发之后郑成功不是想着如何重新教育儿子郑经，而是直接暴怒之下想杀妻、杀子、杀孙，郑成功希望以此向世人证明自己家教之严，但其实这样的行为着实有些过火，所以郑成功的部下都拒不执行杀子的命令。
小岛知风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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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之乱时候景为何要灭王谢二族？
侯景起兵夺取梁国都城建康，杀尽王、谢二族为代表的江东高门士族，直接原因是此前他投奔梁国时，请求和王、谢联姻，被梁武帝萧衍以其门第太低，毫不留情面拒绝，因此要报却旧恨。而根本原因，是梁国整个统治集团，自皇帝萧衍一直到维系国家的整个士族集团，早已腐朽堕落到了极致。这场被史家称为“侯景之乱”的浩劫，亦是历史大潮借侯景这个暴戾凶徒之手，将乌衣巷那些六朝高门世家，全部、统统扫进时代垃圾堆的一场大变革。
宇宙大将军：侯景当时的梁国，皇帝萧衍年老怠政，更放纵王公亲贵贪腐纳贿，以赎买换取忠心。萧氏宗亲，多有横行不法，光天化日之闹市可以杀人，夜晚更明火执仗去抢掠，罪犯纷纷藏匿于王侯之家，相关法司知道其下落而不敢搜捕。
包括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在内的高门大族，远不是数百年前“永嘉南渡”过江之初，尚有王导、谢安、谢玄等人杰英才辈出的全盛景象，其腐朽早到了百无一用的地步。他们身着宽衣高冠，足踏高底鞋履，整天香料熏衣、剃面搽粉，面涂胭脂，出门便坐车轿，走路要人搀扶，而且于人情世事和国家政务全然不通，既不能理政，亦不能治家，每日便是高谈阔论，醉生梦死。
然而，萧衍却对这些高门大族的子弟甚为优待，让他们一生下来便注定有高官显爵，丰厚禄田，更分别授予国家要职。如有个叫王复的，生平不曾骑过马，见到马嘶鸣时竟吓得胆战心惊，坚称：「这是老虎，才会如此骇人，怎可能是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连庸才都算不上的智障者，只因是王氏子弟，居然成为负责都城建康事务的主管官员。
这些名门士族，世世代代垄断高级官职，占有大片土地，役使大量奴隶佃客耕种，靠吸食广大普通民众的血肉为生，自己却一辈子也不曾见过一块田土，一株禾苗。
梁武帝萧衍毕生推崇佛教，鼓吹放宽刑律，然而，他的宽容却是对那些骄奢淫逸的萧氏王公、高门权贵、佛寺僧侣的，并不包括广大黎民百姓。
此时的梁国，一边是萧氏诸王即使谋逆叛国，也被萧衍无限宽纵，国家政刑弛紊，朝堂群奸当道;一边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单是建康城下竟有佛寺五百余所，外观宏丽，资产丰沃，另一边是平民百姓却动辄因小事被惩治，一人犯法而全家连坐，罚为苦役，虽老幼亦不得免。
梁国绝大部分地区，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时光，举国却不过五百万编户人口，大量的“隐户”都被王公权贵、高门士族占用。另一方面，因得罪权贵而被判刑责的百姓，每年竟达五千余人。不事生产、不交赋税的僧人，更高达十余万人。——可想而知，在萧衍的治下，民众的负担何等沉重。
萧衍确是博学多才之人，他亦以此为傲，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时发动对北方魏国的大规模进攻，却因多次用人失当，往往非但徒劳无功，更损耗大量人力物力，折损大批将士。因此，当东魏名将侯景兵败来投时，虽然有识见的朝臣纷纷反对接纳，萧衍却还是因贪得河南土地，引狼入室，给江南百姓带来一场地狱般的空前浩劫。
梁武帝：萧衍侯景据说是五胡乱华时不曾被冉闵屠尽的后赵羯人后裔，其人精通骑射、狡诈有谋，拥兵十万，割据河南地区十四年。后因骄横跋扈，不容于东魏权臣高澄，先投西魏权臣宇文泰，向其求援无果，便改向萧衍称臣纳款。
萧衍妄图不战而得河南大片土地，便封侯景为河南王，更派侄子萧渊明率军十万北上，接应侯景。然而梁军以不知兵事的草包主帅统军，被东魏名将慕容绍宗打得全军覆没。侯景亦因粮尽，在和慕容绍宗对峙数月，先胜后败，全军溃散，只剩八百余亲随亡命南逃，以欺诈手段骗开城门，夺占梁国淮南重镇寿阳。萧衍一意绥靖侯景，非但不出兵讨伐，反而封侯景南豫州刺史，认可他以合法名义割据淮南。可另一方面，当侯景提出自己家眷尽数被高澄所杀，求娶江东高门王、谢之仕女为偶时，却被萧衍以他门第太低不相匹配而回绝。
侯景本就是心胸狭隘、嚣张跋扈之徒，视此拒婚为奇耻大辱，同时对梁国和萧衍的色厉内荏，对庸才领军的梁军的不堪一击早已心知肚明。他又听说萧衍打算用他的人头去换回被东魏俘虏的萧渊明，走投无路之余，便搜罗八千兵马，起兵反梁。
此时的梁国，是个拥有数十万常备军的天下第一大国，侯景孤注一掷挑战这个庞然大物，为尽可能争取广大民众支持，便下令废除梁国繁重的市税和田租，所经之处更一路滥杀高门士族，抢掠其资产，解放那些长期被士族和权贵压迫的奴婢、佃户、部曲，给予他们良民身份，因此有无数被解放奴隶皆投身侯景军中，叛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与之相反，那些平素高谈阔论的士大夫们，临到逃命时却一个个体弱气虚，不堪奔走，不耐寒暑，或是被叛军杀死、或是自己得疫病而死，尸骨狼藉、死者无数。
侯景渡江后，在内应之助打开建康城门，围攻梁军坚守的建康内城（台城），并发布了《告台城军民书》，深刻揭露了梁国内部深刻的社会矛盾，将萧衍近五十年统治“盛世”假面，彻底扯得粉碎：
【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萧衍的诸多儿孙虽然掌握军权、分镇梁国四方，却完全没有半点骨肉之情，孝悌之心，而且一心盼望着借侯景之手，除掉老而不死的萧衍和皇太子萧纲。因此，他们虽然率领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却纷纷在建康城外滞留不前，甚至置酒高会，作壁上观。
而被叛军重重围困的台城内，众多出身名门的高官显贵，因为外援断绝，食物短缺，竟只能穿着绮罗锦绣，抱着金玉珍宝，却饿得“鸠形鹄面”，哀毁骨立，活活等死。
经过四个月艰苦围城战后，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城，攻破台城，俘虏萧衍，并在两个月后将其活活饿死。此后，侯景自称宇宙大将军，更进一步自称大汉皇帝，引兵攻略吴郡、会稽、江州、豫章等地，其兵锋所经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江南大地被杀得赤地千里，白骨成山，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江东侨姓门阀，近乎被斩尽杀绝。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数百年的高门士族，伴随着他们的坞堡庄园，品官谱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侯景以八百亡虏南下，八千人马淮南起兵，到最终攻陷建康时已经拥兵10万，把萧衍和梁国一众王公亲贵都变成阶下囚，可不是因为他真有什么韩信白起之能，张良孔明之智，而正是因为他解放奴婢，杀戮士族的“吊民伐罪”行为，一定程度顺应当时民心民意，得到那些在正常体制下永无上升渠道的奴隶和底层平民们支持，才能在短短时间啸聚十万大军，一举颠覆拥有几十万常备军的萧梁帝国。
那些在王公权贵们重重压迫下不堪重负的平民百姓、那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被高门士族欺压损害的坞堡部曲、庄园奴婢，
他们可没有空暇去欣赏那些高门士族的衣冠礼乐、玄谈精奥，
他们可没有闲情逸致去赞叹萧衍、萧纲父子的儒学释典、文采风流，
他们甚至抛下了国族之分，华夷之别，甘愿跟随一个残暴的胡人叛将，只为将此前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整个阶级固化旧世界去疯狂地砸碎、毁灭。
侯景之乱屠尽江南王谢门阀，正如他的故主尔朱荣在“河阴之变”，将北方高门士族官员二千余人尽数斩杀一样，胡族武人大肆行凶，滥杀文官士大夫，当然是文明的悲剧与大倒退。
北魏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但其时魏晋士族门阀经过几百年家族氏垄断政治，由之而来必然的腐朽堕落，对华夏文明而言，已全无任何历史先进性可言。
因此尔朱荣和侯景这两个行事暴虐的契胡，沉重打击南北士族势力的狠厉做法，恰恰如一计虎狼之药，一把剐骨之刀，替华夏文明剐去了陈朽腐肉。
腐朽的门第论和血统论也自此衰落，崇尚能力、注重实务的新生士族如关陇集团逐渐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故此方能迎得政治相对简明的后三国政权（北周、北齐、南陈）的新生，进而归并为新生的华夏第二帝国：强盛辉煌的隋唐帝国。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孔尚任《桃花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