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三国志民夫,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
盗版三国志民夫，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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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与隋朝，都可以算作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王朝！秦朝作为我国封建王朝之始，对于后世影响自然是不用过多赘述。
像其极具开创性的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等等这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之形成以及传承延续，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而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时期，是中华再度归于一统。其开创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以及法制（《开皇律》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宪法)，对于后世同样影响极大。
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两个朝代，汉继承于秦，唐继承于隋！
但这两个王朝，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出奇的短命。秦朝国祚15年，传二世而亡，隋朝自隋文帝到隋炀帝，也仅享国38年。
为何他们存在时间如此之短呢？
咱们可以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必然性，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秦与隋亡国之本质，是过于优秀，他们的治国理政思想太过于超前，并不适合当时的那个时代。
首先秦朝，虽然一统天下，但仅仅是土地上的统一，文化思想并未一统。齐国人还认为自己是齐人，楚国人还认为自己是楚人，六国贵族依然深受拥戴。
这也是秦始皇要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没错，但太急也太片面！
改变文化改变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天下初定，秦始皇应该做的，是首先恢复生产，安顿民生，让农民有事儿做，他们安居乐业，自然会少生事端。这就是为何后来那些开国皇帝，会大赦天下，减免赋税。
其实秦始皇并不是没有模板，当初周朝取得天下，分姜尚与齐，分周公于鲁，结果齐国治理得要比鲁国好！为什么？因为人家顺势而为，用当地风俗治理当地政事，效率很高，矛盾很小！而鲁国则是照搬周礼，不和实际，很麻烦！
秦以法治国这没错，但并没有因地制宜，一概而论，所以上下矛盾很大。好比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啊！最终揭竿而起，天下响应！
隋朝其实也一样，其科举制度，其三省六部制，对于当时控制着天下命脉的大家门阀的地位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所以，杨家失去了门阀的支持，被李唐集团取而代之。其实从隋炀帝建东都洛阳就能看得出来，当时的杨家和关陇集团已经出现了间隙。
接着咱们来说偶然性——暴政！
秦与隋多大工程，秦之长城，隋之大运河。大工程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古代有“服役”一制度。所以这些工程中劳动力大都会经历义务劳动，这没多少人爱干！加之工程要花钱，自然劳民伤财！
加上两个二世都是暴力分子，秦二世与隋炀帝一个昏庸无道，一个穷兵黩武！
百姓活不下去，就反了！
秦与隋朝，就好比流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闪而逝！
您好，我是白话历史君，请多指教！
大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成国家大统一的君王，也是第一个成为皇帝的君王，因此人们称他为始皇帝。从某种意义来将，秦始皇做到了前人从未能够做到的事情，成就了千古伟业。也因此，他能够名传千古，能被称呼为秦始皇。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千古人杰，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却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分崩离析，走向了毁灭。好似，就像是一个威猛无匹的健壮大汉，正值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巅峰之际却突然暴毙了一样，令后人非常不解。
那么，大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实，从史料中细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秦国一统天下之后的治国策略有着很大的问题。
一、错误的治国策略
大家都知道，秦国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从法家演化而来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特别注重刑罚。因为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用暴力手段来进行统治天下，以重刑的手段来统治百姓，从而让百姓害怕、恐惧，而后能够达到“去刑”的效果。
而秦始皇所采用的统治手段便是如此，通过重刑的方式迫使百姓种田，使国家富裕起来。通过重刑的方式迫使百姓能够遵守“法律”以达到国家安定的目标。不论是经济上亦或者是文化上，秦国都通过贯彻法家的思想来进行治理国家。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秦国在法家这种暴力治国策略中，一开始确实胜利了。它一开始通过“驱民耕战”、“刑无等级”以及“论功授爵”的方式确实做到了“国富民强”，而后更是一统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然而，法家核心思想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只有民贫民弱才能够顺利推行国家法度，才能贯彻强权贯彻一切。这一点想来大家听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毕竟，在我们的认知中，国富民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在民贫民弱的情况下，国家根本无法长久发展起来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仍旧实施法家的专制制度。秦始皇和秦二世以及其他高层人士都忽视了法家思想的缺陷，乐于实施“刑无等级”的法度，任何时候犯了事都以“皆杀之”处理。
老实说，在秦国自身发展和跟其他六国战争的年代，这种暴力法度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作用。但是天下一统之后，可以说是和平年代了，然而和平年代还施行如此严苛的法度，很明显整个治国策略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虽和平却暴政当世的年代，所以秦国一统天下之后，一直有一个称呼叫做“暴秦”。
因此，秦国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中，治国策略不当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事实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内部矛盾非常多。
二、内部矛盾
前面说过，秦国一统天下之后施行的仍然是法家的极端主义。从国家发展来看，若是要国家强盛起来，发展商业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秦国可不是这样，秦国讲究的是法家的那一套“强本除末”。
意思就是秦国直接把商人阶层打压成为社会上最底下的一层，而且也从不发展商业。很明显，这个策略实施之后，不仅阻碍了各地的经济交流，也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更是掀起了商人阶层和其他阶层的矛盾。
而且不止如此，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还实施了“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让法家思想能够贯彻整个秦国，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则迅速衰落。如此一来，不仅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掀起了儒家子弟对秦王朝的畏惧和反抗。
可以说，这个政策的实施，导致天下大半的知识分子都站在了秦王朝的对立面，这又是另一个矛盾的激发点。
最后一个矛盾激发点，则是天下平明百姓对秦王朝的不满。因为天下百姓生活在秦国的暴政之下，但凡出一点差错都要落得个“皆杀之”的下场。以如此重刑来治理国家，很明显带给百姓的只有伤痛。如此一来，一旦有农民起义，天下百姓定然会揭竿响应。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正是秦国治国策略不当，从而导致国内各阶层都对统治者产生了不满的意思。也正是因为国内各阶层对秦国统治者不满，才加速了秦国的灭亡之路。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有疑惑，既然秦国一统天下前，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立国治国的，那为何一统天下之后，这种方法没用了？或者说一统天下之后，秦国灭亡道路反而加快了？
其实，关键就在一统天下之前和一统天下之后，国家主体有变化了。原来的秦人只是秦人，后来的秦人还包括了燕人、楚人、韩人等人，主体变化了，文化思想和信仰自然很难通过暴力手段彻底“统一”。
三、文化信仰问题
秦国一统天下之前，施行的就是法家的专制制度。而其他六国，则有一套严谨的宗法礼制制度。文化思想和文化信仰方面，已经贯彻了许多年，即便一时被秦国征服，被秦国统治，但在文化和信仰方面是无法认同的。
也就是说，即便秦国“焚书坑儒”，即便秦国“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很难得到其他六国人民的认同。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一旦哪里发生一点叛乱，很可能会一下子就造成星星燎原之势，只能靠暴力镇压。但越是镇压，这种趋势就越压不住。最终，国家便又会陷入动荡之中。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句话就是追随刘邦的楚国人陆贾劝谏称帝后刘邦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能够以强大的武力来取得天下，但不能以武力来治天下。很明显，其中暗指的就是秦国。
倘若秦国能够做到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那么定然会通过其他比较“合理”的政策来治国，如此一来，通过文化思想和信仰来对国民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秦国最终会亡，但也不会亡的如此迅速。
由此可见，秦国会在一统天下的鼎盛时期迅速消亡，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点，想必很多人都能够理解。
结语：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秦国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因薄俸厚罚而导致吏治腐败。又或者说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嬴政未能及时立下太子之位从而让赵高等人钻了空子等等。
但纵观所有的原因，似乎都可以追溯到秦国治国策略不当上面。也就是说，秦国一统天下之前采用法家极端思想进行统治没什么问题。但在一统天下之后，应该在此基础上做出改变。即便不让诸子百家思想绽放，但也不能只靠法家思想来进行治国。
秦国会灭亡这是一定的，因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它消亡过于迅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国家在一统之后的治国策略错了。秦始皇若是采用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那一套，想必还能延续大秦多年国祚。
但可惜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沿袭旧制，只用法家思想作为立国指导思想，由此而来便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秦国二世而亡。
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
首先要明确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上的立法问题，而发配或者叫流放其实就是一种刑罚。我国不同的的历史时期对流放的理解看上去差不多，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毕竟2000多年的时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对流放这种刑罚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发配边疆我国不同时期对流放的不同理解秦汉时期流放这种刑罚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那个时候由于人类的生产力还比较低下，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都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所以越是远离人类聚集地的地方就越是苦寒。而人类为了发展始终是要开发和利用这些土地的，但一般人是不乐意去干的，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触犯了法律的人去。毕竟那个时期人口还是主要的生产力，只要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一般都不会杀，而是采取流放“戍役”的刑罚，这个时期的“戍役”即使苦役也是兵役。
按照上面的解释，秦汉时期流放这种刑罚也就有了轻重之分，距离越远也就意味着刑罚越重，但对犯罪程度和距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而且流放在这个时期的运用还并不广泛，主要还是沿用《尚书·尧典》中的“流宥五刑”（墨，即黥面刺字；劓，即割鼻子；剕，即斩脚趾；宫，即阉割男性；大辟，即斩首）。
流宥五刑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流放这种刑罚大放光彩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由于儒家思想得到了大力发展，《尚书·尧典》中的“流宥五刑”由于过于残忍，和儒家思想的理念背道而驰，于是流放这种刑罚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而且当时的社会，生活还是很艰难的，基于这种时代背景下不管是身处哪一个阶级的人都是以家庭、宗族为依托而生存的，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脱离了群体的人其实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在这个时期，流放是很重的刑法，仅次于死刑。
由于流放这个刑法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运用，又是比较重的刑法，所以当时的律法就对何种程度的犯罪流放多远给出了一个界定，分别是最重的流放海外（中国之外），次一等是流放到九州之外（文明社会之外），最轻的就是九州之内（还在文明社会内）。
家庭才是避风的港湾唐宋时期到了唐宋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就算是很偏远的地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犯罪之人被流放的地方一般也都有人类聚集地，所以流放这种刑罚已经算不上是什么重刑了。而且被流放之人是可以在当地落户的， 一段时间以后也是可以在当地站稳脚跟的，除了背井离乡以外，其实并没有什么苦的。所以流放这种刑罚到了唐宋时期已经算不得重刑了，所以运用得也就不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由于流放这种刑罚的惩罚力度下降，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刑罚替代，于是宋朝发明了“刺配”，也就是在犯罪之人脸上刺上东西再进行流放的一种复合刑罚，这种复合型可以通过《水浒传》看到。
宋朝的复合刑罚元、明、清时期之所以把这三个时期放在一起是为了节省篇幅，其实流放这种刑罚在这三个朝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现。首先是元朝，元朝对流放的理解很简单，也不沿用宋朝的那一套，就是把南方人流放到北方的军中，北方人流放到南方的军中，相当于充军，还不用给钱，只要管吃饱就行，并且永不得脱离，所以元朝又把流放这种刑罚的惩罚程度提升了上去。
到了明朝，流放这种刑罚已经被淡化了，《大明律》中已经把流放三千里改为了“输役”，“输役”就是罚作劳役。相当于在明朝，几乎已经看不到流放这种刑罚了，绝大多数的罪犯在罪不至死的情况下都是罚作劳役，根据情节轻重决定时间和参与的劳动。
清朝，我们经常可以通过电视剧看到“流放古宁塔，给披甲人为奴”这样的剧情，流放刑罚再次兴起，按理说明朝就对流放进行了淡化，因为必要性已经不大了，为什么又会在清朝兴起呢？主要还是因为清朝本身奴隶制残余的司法体现。
让人闻风丧胆的宁古塔那为什么会出现流放这种刑罚而不让犯人进监狱呢？看完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对流放的理解，就可以通过不同历史时期来分析为什么会有流放这种刑罚而不是将犯人关进监狱。其实上面多少也进行了一些说明，但不够具体，下面就详细地说一下。
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对古人对坐牢的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说呢？因为两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由于生产力落后，所以普通的古人最大的追求是吃饱饭，对自由并没有什么概念。虽然我们通过一些影视剧可以看到“大牢”、“天牢”等地方，但这些地方只是在犯人受审阶段的一个暂时居所，并不是一种刑罚。
等这个犯人的案子结了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并不会一直将犯人进行关押。因为一直关着犯人就要给犯人提供粮食，再结合古代生产力低下，普通人吃饱饭都成问题，官府又怎么可能这样养着一个闲人呢？所以坐牢对于古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刑罚，相反更像是奖励，自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刑罚。
古代的大牢开发、利用土地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这个上面提到过，古代人口稀缺，地球上还有着大量没有被开发和利用的土地。为了发展，这些土地必然是要被利用起来的，贵族自然是不可能会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们忙着享受生活还来不及，而一般人都有着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就算是勤劳之人也只会在就近的地方进行开荒而不会大老远跑去渺无人烟的地方。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另辟蹊径。很多犯人罪不至死，但一般的刑罚虽然也起到了一定惩罚的作用，但对于有前科的人来说，放在社会上还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于是流放这种一举两得的刑罚就诞生了，既解决了开荒的问题，又稳定了社会。
开荒去，别在市区闹事清朝的流放上面两点原因基本上就是流放这种刑罚产生的原因。但清朝的流放是一个例外，因为到了清朝，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吃不饱饭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而且经过了2000多年的发展，偏远地区多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开发，基本上也不存在什么需要开发的地方了。
从宋朝开始，流放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充军戍边，而且情况很少，毕竟犯罪分子就是不稳定因素，把这种人放到军队去可不是一个好主意，所以一般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从明朝的律法就可以看出，把这些本该流放的人罚作劳役对社会贡献更大也更为科学。
但奇怪的是流放这种刑罚到了清朝又再次兴起了，上面说到这是因为清朝奴隶制残余的司法体现。由于当时的清朝的贵族们已经习惯了身边有一群奴隶可以使唤，从清朝官员自称“奴才”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在文明社会中，人口众多，贵族们花点钱也是能买到奴隶的，但在远离人类文明的边疆地区就算有钱也不一定有人给他买。
所以为了满足戍边贵族的需求，将罪犯发配到边疆成为这部分人的奴隶就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通过影视作品看到这些被发配之人很抵触这种刑罚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随着社会和思想的进步，对于生活的追求已经不止是吃饱饭这么简单了。
清朝被流放之人结语综上，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而是发配到遥远的地方，主要就是社会成本的问题。流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诞生的刑罚。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候，这种刑罚即降低了社会成本，又对社会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还沿用这样这样的刑罚就不是促进社会发展了，反而社会退步的体现。
为何打不过十万清军？
兵多不意味着战斗力强，如若多而不精，就是乌合之众，这是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道理，“有制之师兵虽少，以一当十，饷愈省，兵愈强，而国富。无制之师兵虽多，万不敌千，饷愈贵，兵愈弱，而国贫”，军队恶性扩张，造成的结果就是谁也打不过，还会导致国贫民穷，造成的后果只有一个，“兵愈多者，力愈弱；饷愈多者，国愈贫”，所以军队数量和军队实际战斗力的关系真的是次要的，否则我党也不会一再的精兵简政。
像左良玉的军队就突出了典型的“兵愈多者，力愈弱”的这个现象，其职业生涯后期统帅的军队已经远远不如其前期了，下面我就回顾一下左良玉的军队走上恶性膨胀之路的经过，注意这和主帅左良玉拥兵自重的观念形成密切关联，并分析其职业生涯后期所谓“八十万军队”的实际战斗力。
想当年，事业起步期的左良玉在明廷也是一位“积极向上”的将领。别的不说，至少杀敌立功那是不带水分。崇祯三年，“论恢复四城功，与文诏等同进秩”，崇祯四年，“己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仅仅三十二岁，能从一个贬谪犯罪的军官到总兵官，那真是实打实的靠着战功积累往上爬的，想想看，能紧随曹文诏一起论功的，实力也算是拿得出手吧！
左良玉于崇祯六年率领2000多名昌平兵去河南镇压农民起义军，首战于涉县之西陂击败起义军。同月，又大败起义军于怀庆，“大破之，多多所斩获”，是其声名大噪的一仗，左家军的名头就此打响，农民起义军至此将左良玉视为劲敌。
《豫变纪略·卷二》：流贼由是大惧，部中皆呼为左爷爷，望见左军白旗，即三五骑，亦不敢枝梧，辄奔溃披靡。左家军之名，由此起。
在其进军河南初期，与曹文诏、邓𤣱、李卑等人合作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从大的局势上来说“胜负略相当”，而左良玉与邓玘的合作尤其密切，史称“斩获尤多”。在这个时候，左良玉是没有拥兵自重的想法的，“剿贼”也算是积极。
但是一系列因素使左良玉的想法迅速改变，促使他走向了军阀之路，其实这个端倪也是在崇祯六年就开始了。
首先是对朝廷特别不爽。一开始倒是明廷弄出的幺蛾子，那一年崇祯估计要加大“剿贼”力度，于是派京营去河南参战，随京营赶赴河南的还有众多宦官，其任务就是监军，其监察对象自然也包括左良玉，宦官这玩意说实话很难有好人。于是乎，就造成了如下结果：然诸将以中官监军，意弗善也。这个诸将很难说没有左良玉的名字。
而那些宦官整出来的破事也是更大，硬生生中了起义军诈降之计，在形势稍好的情况下，令“诸将俟朝命，不出战”，后果就是起义军跳出合围，“中原益大残破”。可想而知，左良玉等将领肯定直呼：MMP。
左良玉在驻扎河南期间，与当地督抚关系很差，再加上其治军风格在地方官员看来过于乖张，军队放开了劫掠，导致了其受到的弹劾越来越多，长此以往，肯定与中央离心离德。于是，“督抚檄调，不时应命，稍稍露跋扈端矣”。军阀那味道就来了。
《明季北略·卷十二》：其为将也，军法颇宽，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谕之云：“汝只为我杀贼耳。”鄢陵之役，所得货宝俱赏士卒，而己纤毫不取，其得众以此。
其次、从左良玉本人来说，这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的观念，不会受这方面思想的束缚，而观望形势的能力则很强，随着年深日久，局势对于明廷来说越发不利，以前的战友如曹文诏中伏战死，邓玘被闹饷的乱军砍死。可以说效忠明廷的人结果都不好，左良玉心里不能有所震撼。
于是，他的心灵在崇祯八、九年“升华”了，本来就不受朝廷待见，剿贼形势又不好，自保绝对是第一任务，为朝廷效忠直接丢到九霄云外便好，仗能打就打，打赢了讨赏，不能打的，不管朝廷怎么催，我就是不动，甚至我还养寇为患，军阀化全面开启。
而当军阀的第一要素是什么？无疑就是军队，既然想明白了，就不难理解左良玉的军队就像脱缰了的野马一样疯狂的扩张了，良莠不齐照单全收，数量疯狂膨胀，“在怀庆与督抚不合，始图缓追养寇，收其降者以自重”。由于其与张献忠部交战最为频繁，所以其麾下大部分都是从张献忠麾下吞并过来的。在朱仙镇之战前号称有军二十万，听上去甚是威武，但是实际战斗力却甚是拉胯，对上李自成重装升级，开始正规化的起义军，水平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遇到小挫突然间就炸营崩溃了，李自成的部队反而更加训练有素，表现的更像官军，左良玉“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
朱仙镇之战后，左良玉“亲军爱将大半死”，战斗力大为削弱，把襄阳一郡之人充作为军，后至武昌称有军八十万，但是乌合之众居多，“其后归者多乌合，厮役扈养之人居大半，稍黠有力者牟什一以自救”，看见吧！能打的还不足十分之一，后来左良玉和弘光政权闹翻，还东下攻击弘光政权，结果被四镇之一的黄得功抽的满头包，黄得功兵力多少知道吗？《甲申朝事小纪》载：所部不过三万。另外一个数字更惊人，根据《江南闻见录》载，黄得功死后，其部投降清清廷，经点验，“黄虎山兵约万余人”。80万对3万还被打的不能东进一步，可见左良玉部真实的战斗底蕴有多低，再说一个事，在被黄得功狂抽前的七天，还在铜陵被黄斌卿部狂抽了一顿，真是“优势在我”啊！
以下就对左良玉部的兵力做一下讨论，最先质疑左良玉兵力的应该是魏源，其《圣武记》中写到“左良玉兵号八十万，末年亦动言三十万，高杰兵动言二三十万，及降英王、豫王军前，则左兵十万、高兵十三万而已”，此是魏源根据《清世祖实录》的阿济格奏报而来，而这个数据不排除阿济格有夸大成分。
而根据更多史料显示，左军的战力远远低于10万之数，根据当时按察使高斗枢的所写的《守郧纪略》显示，真实情况是，“左兵二三万，一涌入城”，和当时所谓的20万大军大相径庭。
在其退守武昌后，又称有80万大军，实际上真实战兵非常有限，根据马士英的奏报，称：“战士、降丁约三、四万，而小子、妇女约二十余万”。
而根据《弘光实录钞》上记载，和左良玉同在湖北的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为左良玉请饷时，就说：“左镇食粮之兵，原额一万八千”，还有李清的《三垣笔记》在“楚镇兵五万余”，不管哪个数字都远远低于80万，也只有阿济格报奏疏所报的一半甚至不到。
所以，左良玉根本就没有所谓的80万大军，根据以上信息，能算的上有战力的，最多只有原额军18000，新招兵丁3万多，总数5万左右罢了，其他部分不过是家口、土匪、老弱病残充数罢了，80万大军纯粹是牛皮吹出来的，不谈也罢，事实上明朝将官们虚报兵额连清廷都知道，多尔衮曾经就揶揄道：“明朝虚张声势，动说兵数百万，若果有精兵，数十万自足破贼，为何任其流毒，致十数年不结！”，所以，左良玉所谓这80万听听就好，不要相信得了。
再纠正一个错误，和左梦庚部对上的不是10万清军，阿济格满打满算只有5万人。就左梦庚部这实力抗清清肯定是算了，左部最后时刻就只有刀刃向内戕害老百姓的本事了。
引用文献：《竹叶亭杂记》、《明史》、《豫变纪略》、《圣武记》、《弘光实录钞》、《明清史料》乙编、《绥寇纪略》、《石匮书》、《明季北略》、《守郧纪略》、《三垣笔记》、《多尔衮摄政日记》、《甲申朝事小纪》、《江南闻见录》、《明通鉴》
那为何古人不绕过城池直攻敌军后方呢？
因为绕过城池直攻敌后，是万分危险的！
其一：凡是城池，一般都是筑于大部队绕不过去的水源地或者交通要道之上。
其二：就算有些地方，战斗部队可以轻装前进，抄小道绕了过去。那么，成千上万兵马，一天两餐的人吃马嚼，巨大的粮草、饮水消耗，后勤保障怎么办？
一万人，以每人每日食面饭一斤计算，一日消耗就要一万斤，而战马之食消耗更大。如此巨大补给量，要靠深入敌境抢粮支撑，万一抢不着咋办？那是充满不测之险的。如果部队断粮二天，或者断水一天，那么百战精兵也会成为溃卒，全军覆灭就在眼前了。所以，城池是必攻的，只有攻克城池，才能保障粮道交通，从而支援大军向敌国进兵。
自古打仗，皆是以攻城为正，奇袭为辅。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论用兵，开篇即讲正兵与奇兵的主次作用。
高句酈盖苏文不奉大唐诏令，唐太宗问李靖，该如何处置。
李靖说：盖苏文自喻知兵，又以为我天朝不会讨伐他，所以狂妄无礼。臣请兵三万伐之，必定擒此贼！
太宗乃问李靖：路途遥远，千里进军，如何用兵才能取胜？
李靖说：当月使用正兵取胜。
正兵，就是一路攻城掠地平推过去。
太宗又问：卿平定突厥时，擅用奇兵，出奇制胜。为何如今说要用正兵？
李靖说：臣伐突厥时，西行数千里，若无正兵的支持，又如何敢出奇制胜啊！
李靖灭东突厥，虽然轻骑奔袭建奇功。但取胜的根本，仍是大唐远征军步步为营，维持畅通的粮道与充足的后勤支援，
这就是古代战争中“正兵”与“奇兵”的关系。
行军打仗，必以“正兵”平推为主，“奇兵”穿插突袭为辅。
如果绕过了敌国城池不攻，交通线尚未打通，就敢深入敌国境内。这在兵法上，就叫作：轻兵冒进；又曰：“蹈不测之地！”什么叫“不测之地”？
就是，你将在敌意重重的末知与陌生地域连续的孤军转战。
又因为你是绕小路过来的。所以，没有后续援兵，也没有后勤支持。你几千上万人吃的、喝的，全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只要敌方不头脑发昏。
给你来一个层层设防，坚壁清野，然后谨守要塞关隘。
让你找不着粮食，干饿着。
又抓不着民伕，每天安营扎寨都得自己伐木堀壕。吃不饱，还要挖壕沟，累得筋疲力尽。
有人说：我不伐木掘壕，随便搭一帐篷就睡一宿不行吗？孤军深入敌国，宿营胆敢不结硬寨，不挖壕沟，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晚上又睡不好，因为一睡就有人来袭扰；
就这样，就算不与你作战。如此几天下来，你的部队也必定粮尽、力竭，而全军崩溃。
所以，绕城而过、直入敌境纵深，这是非常冒险的行动，自古名将所不为也！
有人或要以三国时，魏灭蜀汉之战为例。问道：
邓艾偷渡阴平道，不是成功了吗？
回答：
邓艾率领的只是一路偏师。而魏国的伐蜀大军主力，仍在剑阁与姜维对峙，并牢牢的牵制住了蜀军，使其无睱他顾。
所以，若无魏国大军压迫着剑阁，邓艾岂能从容偷渡阴平！
事实是，当姜维率蜀军扼守剑阁，挡住了魏军进蜀之路。而邓艾请命，愿率一路偏师为奇兵，走阴平道袭蜀之时。这时候，在魏国的灭蜀战略上，哪怕邓艾的偏师失败覆灭了，对魏国大军而言，也是不伤筋骨的。但是，若是有魏军前方大将提出，留一偏师在剑阁牵制姜维，而要以主力去偷渡阴平袭蜀。
那这样的计划，谁敢提出来，司马昭就会砍了谁的脑袋！
因为这摆明了就是要将魏国大军推入火坑的渎职行为！
而邓艾渡阴平出奇兵，倚仗就是以魏军主力为正兵，云集于剑阁攻城。如此，他的偏师才能发挥奇兵作用，里应外合。
而实际上，邓艾的成功还在于以下二点：
（1）蜀军江油城警备松驰，让邓艾成功袭取，取得了粮草补给。
（2）蜀将诸葛瞻没有战争经验，轻率的以未经大战磨炼过的新兵，仓促出城去与邓艾的百战悍卒野战对决。然后，让邓艾一役歼灭，大涨了魏军的士气。
反之，如果诸葛瞻谨守绵竹，抢占险要关隘，坚壁固守。
其时，姜维在剑阁倚险固守的五万大军，那是真正的天下骁锐。
剑阁地势，固守能以一当十，只要姜维分出一万兵力回援。
那么邓艾的偏师，将腹背受敌，进退不得，最后必陷入万死之境，全军覆没。
所以，“邓艾渡阴平之战”实际是九死一生之险。能取得成功，那是特例，而不可作为常例。又如明末，又是一特例。
清兵绕山海关入境，深入大明纵深，横行几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大明诸将或畏敌如虎，或任敌宰割，竟任敌来去自如。那是文武分道之后，中原之风“文贵武贱”到了极致，军人没有了荣誉感，兵民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莫大之悲哀，这又是不可以为常例的。
而正常情况下，凡是要深入敌国的战争，必定要攻城略地、步步为营，然后再辅以出奇制胜，这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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