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三国,甲午战争日本一直打?

1、再战三国，甲午战争日本一直打？

打不到北京，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清朝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

2、许褚和马超单挑时为什么要脱衣服？

要说《三国演义》里的猛将，那可真是太多了。除却公认的第一猛将吕布，第二名猛将都颇受争议，有人说是赵云，有人说是马超，有人说是关羽等。争议之多，也从侧面说明，猛将有很多。正因如此，所以网上还有“一吕二赵三典韦”的说法，其中整整包括二十四位三国猛将。

猛将多，单挑自然也很多。要说三国里的精彩单挑战，一定不能错过“许褚裸衣斗马超”。

马腾被曹操骗而杀之，马超愤怒之下，和叔父韩遂点起大军，与曹操决裂。马超年轻气盛，武艺高强，一心要杀了曹操，为父亲和兄弟们报仇。

当时，马超原本打算袭杀曹操，但是看到许褚在背后，马超没敢轻动。问清楚是“虎侯”许褚之后，曹操也夸许褚，而许褚则说来日必擒马超，并随之下战书。第二日，马超许褚单挑，期间许褚脱了铠甲，赤身来战马超，这便是“许褚裸衣斗马超”。

三国中，猛将单挑战极多，但是鲜有裸衣单挑者。因为，盔甲头盔都能在关键时刻救命，武将没了铠甲，是相当危险的。

既然如此，许褚为何非要“裸衣斗马超”呢？在我看来，许褚这么做，原因有三方面。

一方面，突出许褚之勇

马超和许褚单挑时，两人先战一百回合，未分胜负。接着，两人又大战一百回合，仍然没分出胜负。这就说明，两大猛将势均力敌，武艺相当。

在这种情况下，许褚居然还敢脱去铠甲，说明什么？说明许褚实在太勇猛了，他根本不怕被马超伤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许褚脱去盔甲后，又和马超大战多个回合，从马上打到马下，马超依然没能伤到他。

而且，许褚裸衣在气势方面也相当骇人。试想，正常情况下，大家都穿着铠甲作战，突然有个人赤身来单挑对方大将，谁不害怕？

许褚性起，飞回阵中，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两军大骇。

正因如此，所以原著中说，两军大骇。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强大，恐怕看到许褚这样，马超气势就输了。

所以，许褚裸衣，能表现其勇猛。

一方面，突出许褚之智

许褚有个绰号，叫“虎痴”，这一点，韩遂说过。

遂曰：“吾闻曹操选极精壮之人，为帐前侍卫，名曰虎卫军，以骁将典韦、许褚领之。典韦已死，今救曹操者，必许褚也。此人勇力过人，人皆称为虎痴；如遇之。不可轻敌。”

但是，不要觉得许褚叫“虎痴”，就一定很傻。事实上，许褚非常聪明。渭桥之战，马超带兵箭射曹操时，就是许褚背着曹操，一手划船，一手举着马鞍为曹操避箭。虽说是情急之下，也可见许褚的聪明了。

裸衣斗马超，也是许褚的聪明之处。

猛将骑马作战，时间长了的话，马比人累。尤其是单挑之时，马需要不断加速冲刺、调转马头，体力损耗很快。所以一些猛将单挑时，要换马作战，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作战之时，如何节省马的体力，也很关键。

马超许褚单挑时，两个就曾换过马。

斗了一百余合，胜负不分。马匹困乏，各回军中，换了马匹，又出阵前。又斗一百余合，不分胜负。

而众所周知，武将的铠甲是很沉重的，轻则十数斤，重则数十斤。所以，许褚脱去铠甲和马超作战，不但自身轻便了许多，而且马体力消耗也会得到节省，这些都有利于单挑时的速度和爆发。

葭萌关前，张飞大战马超时，他也曾脱去兜鍪（头盔），只用头巾包裹。张飞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减轻体重，降低坐骑的体力消耗。

当然，许褚脱去铠甲，也有其他原因，那就是性子起来了。两人斗了几百回合，许褚一心要活捉马超，却又始终无法打败马超，情急之下，才会脱去铠甲。书中也说，“许褚性起”，可见是打急眼了。

即便如此，许褚也不能打败马超，可见马超也是真勇猛。曹操眼光向来很准，连他也说“马超不减吕布之勇”，可见马超也很厉害了。

3、最近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全境轰炸？

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开始俄罗斯也不想打这场战争，乌克兰领导人勾结美国和北约在俄乌之间搞地缘政治，俄罗斯不打都是不行，是被乌克兰逼得。

其实俄罗斯也想尽快结束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头几天动用44枚战巡导弹和巡航导弹打击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全境，无非就是给乌克兰施压。

乌克兰的好多城市，老人和女人，在街头游行示威，高喊“还我孩子，还我男人！”

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很无奈，毕竟他背后还有美国人站着。

乌克兰的巴赫穆特的战局：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在普里戈津部下的带领下，动用5万名士兵，把巴赫穆特内部的2万多名士兵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乌军的补给线路全部截断，加上春节道路泥泞，给乌军的后勤带来极大的困难和不便。

乌方也想集结4万人的部队计划来个反包围。解救在巴赫穆特陷入危机的2万守军。

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的局势，用“艰难”二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美国人说话了，不能停火。

美发言人柯比，在美国例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说“现在停火会让俄罗斯集结部队、巩固阵地、进而实施进一步进攻。”

前阶段，波兰将本国的4架米格29战机交付乌克兰，紧跟着斯洛伐克国会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13架米格29战机的提案。

有美国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

有德国援助的“豹2”坦克，在乌克兰境内的战场上，泽连斯基这个代理人战争不想打，他也说了不算。

只有俄罗斯人不想打了，美国人也不想打了，北约成员国也厌烦了，才能坐上谈判桌，这场旷时一年多的俄乌冲突才能结束。

文/夏天的蜂 谢谢你的关注和阅读

4、你看到的最奇葩的新闻是什么？

谢谢邀请！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我碰到的几个搞笑奇葩新闻。希望你们能喜欢。

1.警官，帮我查一下，我是不是逃犯。

听说自己因打架被公安局列为网上逃犯，2018年7月24日，一名女子来到贵州凯里市公安局，请求民警查证一下自己是否为在逃人员。民警本着弄清事实查明真相的原则，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帮忙核查，结果没想到女子还真是逃犯，但不是因为打架而是因为组织卖淫。随即，女子被警方控制。

？？？？？你这波操作是自首？

2.弟弟被骗1000元，姐姐上网查怎么办，被骗了1000元。

江苏毛女士的弟弟在微信上被人骗了一千块，毛女士得知后很恼怒想要帮弟弟讨回这笔钱。随即上网搜索“微信上被骗了怎么办”，正好找到一个“微信客服”，称经过查询，骗子账户已被他们冻结，但若想讨回被骗的钱，需要重新激活这个账户。毛女士向“客服”发来的链接里充值了将近一万三千元后，自己竟然被对方拉黑了。

果然是兄妹俩，有难同当。👍

3.听说过人贩子卖人，没想到人贩子被卖了。

18岁女生外出游玩，在游玩期间遇到女人贩子。灵机一动的她透漏还有三名女同学想跟她一起工作，人贩子想到拐卖四人牟利，最后被女高中生骗到自己家附近卖给了别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4.爷爷幼儿园接错孙子，带去医院打了一针

贵州市一老爷爷去幼儿园接自己的孙子，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接错了人。之后他带着小孩去逛了市场，还到医院打了一针。几个小时后，接错孩子的家长才找到老人。

谢谢观看！！！

5、中外历史上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

9.18事变，揭开了侵华序幕

1931年9.18日，日本关东军乘中国内讧、东北军主力入关，东北防务空虚之机，发动了让中国蒙羞的“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枪。

举国上下掀起了“抛弃前嫌、救亡图存”运动，各地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

9月24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到南京请愿；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余人到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时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众怒，学生们冲进去，打伤了王正廷的脑袋。

复旦大学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学生一起到国民政府请愿……北平、济南等地的学生纷纷南下，到12月中旬，已有5批、26个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抵达南京。

对于张学良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手握重兵却不加抵抗的懦夫行为，社会各界予以痛斥。

马君武拍案而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哀沈阳》，轰动一时：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鬼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朱五是北洋政府中曾任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代总理朱启钤的女儿朱湄筠，因为在姐妹中排行第五，所以被称作朱五，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的妻子。

朱五与赵四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像是两只花蝴蝶，成天在张学良的身前身后翩翩起舞。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80万上海工人发动罢工，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将募集到的一大包现金、银圆和首饰交给王亚樵，请他想想办法送到东北，交给各地的抗日义勇军。

随后，王亚樵叫来几个亲信，分头到各家银行，把捐款全部兑换成黄金。

晚上，他的轿车开到了一个老乡的金器店，拿出一个旧牛皮箱，对金匠师傅说：“请你连夜把这些黄金打成八个包钉形状，略小一点，让包钉能够包得住；再把皮箱的八个角的牛皮掏一掏，原样装好。工钱，双倍给你。”

三天后，王亚樵化妆成商人，李次山扮作教书先生，两个人一起登上海轮，从上海到大连，再换乘南满铁路火车，一路北上，顶风冒雪，按照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辗转来到桓仁、义县等地，慰问抗日义勇军，每到一地，都留下一个“金角”。

10月29日，他俩回到奉天（沈阳），在西塔的一家旅馆里，准备休息一下，继续前往吉林、黑龙江。

晚饭过后，两个人在街上溜达，看看夜景，走到柳町菊文饭店，看见饭店四周站满了持枪守卫的日本兵。里面不时传出艺妓的歌声和男人们的狂笑声。

王亚樵挺好奇，就到旁边的一个商店买了包香烟，顺便问了一句：“谁住那里？这么威风。”

老板一边给他找零钱，一边低声答道：“白川义则大将。”

回到房间，王亚樵提出找机会干掉白川义则。

李次山问道：“你想干掉他？用什么干掉他？”

王亚樵神秘一笑，打开牛皮箱子，撕开底层的衬布，掏出大小零件，变戏法似的，一支“掌中宝”手枪就组装好了。

“这里人生地不熟，玩意失手，可就麻烦了。”

“没事儿。明天我去踩踩点，见机行事。”

“那……让我去吧。”

“你是个律师，打官司行，打枪可不在行。”

“那我俩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不行。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一旦有个闪失，不就全完了？”

第二天晚上，王亚樵穿上一身黑衣服，独自到菊文饭店对面的一家餐馆吃饭，叫上几盘小菜、一壶高粱烧，边喝酒，边隔着玻璃窗观察街道上的动静。

直到10点来钟，几辆军车呼啸而来。在一群官兵的簇拥下，一个健壮的、肩头缀着大将军衔的鬼子，下了轿车，走进菊文饭店。

31日，晚上9点，王亚樵提前躲到距离菊文饭店三四十米的一个花坛的树丛内。

他要在此行刺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鬼子头。

不能不说，王亚樵的确胆大，凭着单人独枪就要行刺白川义则，这种有来无回的“自杀式”行刺，不是一般人敢想敢干的。

过了10点，仍然不见白川义则的影子。又坚持了一会儿，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

车队在菊文饭店门口鱼贯排开，白川义则出了车门，轿车挡住，只露出肩膀以上的小半截身子。

一个副官模样的军人跑了过去，与他嘀嘀咕咕，过了好一会儿，白川才抬脚往饭店走。

王亚樵热血沸腾，朝着他的后背就是两枪，然后，按照事先勘察的撤退路线，飞也似地狂奔。

他只听见身后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子弹打在身边的砖墙石壁上，火星四溅……

绕了一大圈，王亚樵才跑回旅社，把刚才的经过对李次山说了一遍，并端起茶碗“咕咚咚”喝了一阵，愤愤不平地发誓——这个狗鬼子，今天让他逃过一劫！只要他还在中国土地上作孽，我绝不会饶了他！

1932年1月28日，日方以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公告：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保证日人生命安全，将驻日军于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即刻撤退。

这实际上就是侵略上海的宣战书。

晚23日20分，日军陆战队约1000人袭击上海北站，侵占五区警察署；700人强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突然袭击；1600多人以坦克为掩护，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至虹口路一线，向虬江路、宝山路、横浜路、青云路等地发起进攻。

接到第六团团长张君嵩的电话报告，翁照垣热血沸腾，吼道：“打！给我狠狠地打！谁也不准后撤。不要怕，有麻烦我承担！”

战斗打响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一边指挥部队抗击，一边向南京急电报告。

连天炮火中，总指挥蒋光鼐、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军长蔡廷锴无所畏惧，联名发表通电，重申御敌决心：

“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随后，民间组织的“上海抗敌后援会”应运而生，总部设在福煦路181号--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开设的远东第一大赌场福生公司大楼。

《申报》老板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上海市民纷纷行动，掀起了拥军热潮，仅现金一项，就收到700多万元。

“一·二八事变”第二天，王亚樵就吩咐许志远、蔡克强和朱大刚等租借祥生、运飞两大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汽车，将工友们拉到一二八事发地闸北，举行万人抗日集会。

王亚樵登台演讲，怒斥日军的侵略罪行，坚决反对对日妥协，号召大家拿起武器，配合十九路军打击侵略者。

王亚樵随后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被公推为司令。

蔡蹈和任参谋长兼二团团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

1000多人，分为20个大队，是当时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一支民间抗日武装。

随后，淞沪抗日义勇军开赴真如、太仓一带，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不久，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将军特地打招呼，从十九路军抽出400支步枪、手枪，大批弹药，赠送给淞沪抗日义勇军。

2月2日，陈铭枢前往上海，慰问部队，鼓舞士气。

日本的炮兵与轰炸机密切配合，向吴淞地区狂轰滥炸，敌机在东北端阵地上投下一颗巨型炸弹，掀起的尘土，将翁照垣手下的一个排的官兵全部活埋。

阵地上，弹痕累累，尸体遍地。

就是这样，日军叫嚣“四日上午九时占领吴淞”的计划全部失败，被迫易帅，司令官由海军长将野村接任。

就在全国人民积极抗日的时候，国民党高层却出现了“疲软”的窘境。

蒋介石在洛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不满意地说：“十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能够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好。”

何应钦也随声附和：“不要打了，打了十几天也够了。”

然而陈铭枢则把眼前茶杯一推，大声反问：“前方将士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们不要打吗？”

蒋介石命何应钦、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说：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

会后，陈铭枢给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去密电，说：“近来，有人主张‘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十九路军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决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

上海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不得不增加兵力，1932年2月14日，日军第9师团增兵上海。

日军通常编制每师团设步兵两旅团，每旅团设两联队，每联队约二千四五百人。

每师团设有骑兵、炮兵各一大队，每师团人数在一万六千以上。

日第9师团的到来，让上海的日军实力大增。

张治忠眼看十九路军弟兄苦战数日，孤军无援，实在忍无可忍，主动请缨，蒋介石难下决心，急得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

无奈之下，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率领87师、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

15日，张治中出征前，留下一封遗书，为保家卫国，但求马革裹尸……

有血有肉的中华儿女，对侵略者敢于献身的精神，这是中国生生不息文化的传承。

20日，日军出动约2万人，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庙行发动总攻。

蒋光鼐指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坚决反击，战斗异常惨烈。

三天内，我军以伤亡2000余名官兵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800多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取得了庙行大捷。

美国记者斯诺深入前线，报道说：“中国军队只能靠迫击炮、步枪和少数机枪抵御拥有优越得多的重武器的入侵者，要有多大的战斗精神啊！这是一种我原来不知道中国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这种精神，在20年以后的朝鲜战场上，让更高傲的美国大兵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日军增兵日多，而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等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200万部队，却坐山观虎斗。

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实在坐不住了，集体联名，责问蒋介石为何见死不救。

不但如此，军政部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不发给十九路军一枪一弹一分军饷，反而通令全军：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需援兵。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

蒋介石这种行为与事敌卖国的汉奸行为无异。

连日血战，让中国士兵伤亡惨重，枪支弹药损耗严重，士兵们有枪无弹，或者无枪无弹，只能靠大刀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拼杀。

蒋光鼐、蔡廷锴派人来请王亚樵想办法。

他们介绍了部队的困难，然后问：“九哥在上海多年，情况熟悉。你看，可有什么救急良策？”

“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蒋光鼐不解地看着王亚樵。

“对，就地取材。上海就有兵工厂，要枪有枪，要弹有弹，还有火炮……”

“可是，没有军政部的命令，上海兵工厂会支援我们吗？”蔡廷锴摇摇头，感到不太可行。

“大敌当前，杀敌要紧，不能墨守成规，只要你下个命令，我王九派人去领，领不出来，就进去抢！”

蒋光鼐与蔡廷锴相互看了一眼，未做任何表态。

王亚樵认为，他们不表态，就是默许吧。

当夜，王亚樵派出郑抱真、华克之等人去城南高昌庙镇，利用同乡关系，很快就摸清了上海兵工厂有一批军火，在夜间用军车押送南京的情报。

王亚樵率领一百多人在昆山设下埋伏，拦截了这批军火，自留一部分，其余的全部交给十九路军。

蒋介石接到报告，暴跳如雷，严令蒋光鼐把军火追回。

蒋光鼐装聋作哑，说自己一无所知。蒋介石也没有办法。

王亚樵的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各选50人，组成敢死队，化装成市民，由余立奎任队长，利用夜色强攻在虹口的日军司令部，打得敌人龟缩在建筑物内，负隅顽抗。

第二天，日军司令部不得不迁到日军联合舰队旗舰“出云丸”号上。

2月29日，日军进攻受挫，不得不再次换帅，由前陆军省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接替。

对，就是在沈阳曾经被王亚樵行刺的那一个。

当时，日本巡洋舰“出云丸”号停靠在三菱码头，距离外白渡桥北日本领事馆不远，为了保护此战舰，日本岗哨密布，外人及其船只无法靠近。

这艘巡洋舰是一艘由英国制造，排水量近万吨的军舰，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俄战争，并担任过天皇座舰。

它长121.92米，宽20.93米，吃水7.37米，装甲坚固，火力凶猛。

要是把它炸沉，对侵占上海的日本鬼子，肯定是一个沉重打击。

阮尚玠和欧阳师长找到王亚樵，把计划炸掉出云舰的计划和盘托出。

这样可使日寇其群龙无首，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经过研究，军方和王亚樵拟定了由潜水员将水雷推至该舰起爆的方案。

为此，专门制作了一枚500磅的大水雷。

为了使潜水员能在水中推动水雷而不被发现，他们把40只空的火油桶密封好，固定在一起，再将水雷固定在下面，这样就成了一枚能在水下推行的大水雷。

但是，谁能担负起炸舰的重任呢？王亚樵拍着胸脯说道：“你们放心，潜水员我来选派！”

王亚樵把敢死队队长龚湘龄叫到指挥部，选拔了七名浪里白条”，在闵行秘密训练，最终确定了两个胆量、水性俱佳的“水鬼”作为主攻，其他人作为预备队员。

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正式成立，长春被定为“国都”，改名“新京”。

消息传出，王亚樵义愤填膺，决定在这一天实施炸舰行动。

王亚樵通过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关系，通知吴淞警戒部队，在约定的时间内，有两只渔船通过出口，并由吴淞要塞司令部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许检查，给予放行。

龚湘龄指挥把两只船上的水雷、炸药全部下到江底，而后有两名敢死队员把水雷、炸药从江底运到出云舰底下放好。

等两名敢死队潜水员回到渔船之后，水雷、炸药爆炸……

在武昌路的一个高层房间了，王亚樵手持高倍望远镜，监视着炸舰行动。

冲天巨浪过后，“出云丸”摇晃了一阵子，却没有完。

王亚樵使劲吐出嘴里的香烟，狠狠地骂道：“白川这个王八蛋，真是命大！但我不相信他能躲过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

原来，因为水流湍急，水雷漂离了最佳位置，没有炸沉“出云丸”，却给日军沉重一击。

事情发生后，白川大将慌忙把指挥部又搬回了陆地。

次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之后，宣布停战。

王亚樵与白川算是“杠”上了，是啊，凡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对侵华的日本鬼子有切齿之恨。

不单单是中国人，整个受日本侵略的亚洲人都对日本暴行有血海深仇，包括我们的邻居朝鲜。

而第三次行刺白川的人恰恰就是一个朝鲜人。

尹奉吉于1908年6月21日出生在韩国忠清南道的一个贫农家庭里。

甲午战争后，日本用武力把清朝势力赶出了朝鲜半岛；1905年11月，又强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使朝鲜沦为“保护国”；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实行最残酷、最野蛮的“武断政治”。

1919年1月22日，老国王李熙突然死去，并计划在3月3日举行国葬。

“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毒死的！”各种传言不胫而走，长期压抑在朝鲜人民心头的怒火呼啸而出。

3月1日，几十万朝鲜人民走上街头，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集会，高唱《光复歌》……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滚出朝鲜”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

日本军队残酷镇压，7500多人被害，1.6万人受伤，4.7万人被捕。

一些爱国人士为逃避追杀，辗转来到上海。

在杜月笙的安排下，1919年4月11日，朝鲜流亡志士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召开会议，29名议员出席，组成议政院，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宣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李承晚为临时政府国务总理。

4月13日，临时政府在霞飞路321号正式挂牌。

但由于缺乏资金，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没什么两样，到1928年的时候，临时政府成员只剩下几十人，其他人都各奔前程。

目睹国破家亡，逐渐长大的尹奉吉立志要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尽一份责任。

1930年，22岁的他听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的消息，给妻子留下一张写着“丈夫离家生不还”的纸条，毅然决然地前往上海，寻找救国方法。

在经过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途径大连、青岛等地，于1931年5月8日来到上海。

可这么大的上海滩去哪里寻找组织呢？

他问了很多人，走了很多地方，却没有找到所说的“临时政府”。

尹奉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用“常破衣废履，行于堂皇大路上”。

这样的精神，自然引起同胞们的议论，尹奉吉的行为，让在朝鲜同胞中有“豪侠”之称的金九顿生好奇，经过多日暗中观察，确信他神志清醒，并非日本侦探，便约他到小酒馆会面；通过交谈，尹奉吉的雄心壮志让金九十分赏识。

于是，就提供资金，资助他在虹口一带卖菜。

尹奉吉利用自己会说日本话的优势，与日本人接触，并经常给一些日本家庭、甚至部队供应蔬菜，熟悉情况，搜集情报，为复仇做准备。

在王亚樵等人的资助下，1932年4月26日，金九决定派遣尹奉吉完成刺杀白川、捣毁“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的使命。

尹奉吉在太极旗下，“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起身对金九说：“金部长，你就下命令吧！”

按照规矩，金九主持了尹奉吉加入“韩人爱国团”仪式。

之前，金九再次征求他的意见：“奉吉啊，此去断无生还可能。你上有老、下有小，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尹奉吉说：“这是我生命的价值所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的一切属于祖国，属于自由……”

“我知道你已下决心。但是作为长辈，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人的生命仅有一次。而且，你还年轻，父母和妻子、儿女还在盼你回去……”

“不！金先生，祖国还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人民还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我一点责任也没尽到，日本人既然不让我们像人一样去生活，我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那好，我代表临时政府，代表所有被压迫被侮辱的人民感谢你！”

金九张开双臂，与尹奉吉紧紧拥抱，放声大哭。

半晌，他在尹奉吉的耳畔，郑重地说：“义士，你放心地干吧。我活着，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死了，就去黄泉之下拜会你。到那个时候，咱俩无忧无虑，一醉方休……”

没想到后来两人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墓地相邻，看来冥冥之中的确另有安排。

1932年4月27日，尹奉吉与金九一起，到虹口公园“踩点”，正看见日军正在搭建2米高、6米宽的检阅台。

出来后，又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买到一张白川的画像，和一面小太阳旗。

回到住处，两人做了进一步研究，感到，日军组织大型活动，出于安全考虑，必然要用探雷器对过往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原计划用大号篾壳暖瓶装白金炸弹的方案不便施行。

怎么办？

就在他们绞尽脑汁，无计可施时，日本人创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报道说：“欢迎与会者携带‘便当’和水壶，祝捷大会后，自行组织野餐会。”

真是天助我也。

金九连夜找到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王雄，转请中国工程师王伯修紧急研制特型炸弹。

29日上午9点半，祝捷阅兵式开始，日军士兵方阵端着三八大盖步枪，刺刀闪闪，耀武扬威，一一接受检阅；到场的观众挥舞着太阳旗，神气十足。

检阅台上，不仅有白川大将等日本高官，还有应邀而来的外国使节。台下，十几名宪兵荷枪实弹，排成半圆形，最远处距离主席台有二十多米，最近也有十几米。

尹奉吉夹杂在欢呼的人群中机警地寻找着机会。不能盲动，如果伤及外国使节，就会适得其反，引发世界各国对韩国的仇视。

好不容易，等到11点半，阅兵式结束。

外国使节离席。军民联欢活动接着举行，日本海军军乐队奏响了《君之代》（日本国歌）。

所有的人神情庄重，一动不动，齐声高唱。

谁能料到，日本鬼子的国歌，真正成为“鬼歌”，此时不出手等待何时！

已经被挤到前排的尹奉吉悄悄地拔开“便当炸弹”上的保险，朝着白川奋力一掷。

白布包裹着的便当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吗弧线，像懂得似的，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白川的脚下。

白川见到飞来的“礼品”，不敢妄动，生怕演奏国歌期间自己乱动，犯了欺君蔑国之罪。

“轰”的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君之代》成了“鬼之代”。

刺杀一举成功，尹奉吉欣喜若狂，难以自已。

他大笑着，狂叫着：“成功了，成功了！”

就在他手舞足蹈地摘下身上背着的军用水壶，准备再投过去的时候，被身边惊醒过来的日本宪兵和日本群众给摁住了。

“四二九”义举一鸣惊人。

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 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于5月26日，毙命于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一眼失明；敌九师团长植田中将，一只脚被炸断；驻华公使重光，也被炸断了脚，虽然没死，但是终身残废。

炸弹片带着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仇恨，狠狠刺向了鬼子。

尹奉吉的义举震惊世界，更激励中国。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感慨不已：“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到的事，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

1933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

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开支，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报蒋介石批准后，另行核发。

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三人完成任务后，王亚樵送去慰问金4万元。

尹奉吉被捕后，日本鬼子对其百般摧残、折磨，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同志。

5月25日，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1月18日，由日军重兵秘密押送日本；12月19日上午7时，在日本石川县三小牛陆军工兵作业厂，尹奉吉身中26弹，壮烈殉国。

尹奉吉牺牲后，连日本人都为他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在他的坟前树立一块木牌，上写：“尹奉吉义士暗葬之迹”。

日本投降后，韩国光复。

1945年11月5日，金九等29人乘坐飞机自重庆经上海返回韩国，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登机前，他对送行的中国友人说：“余居贵国二三十年，无异自己家乡……”

日本鬼子投降后，1946年6月15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釜山，百姓身穿素服，夹道鞠躬。

已经成为韩国总理的金九亲自来到国葬现场，双手搂着棺椁，放声痛哭，以示对这位昔日的战友、英雄无限的哀伤。

1949年4月29日，故乡礼山郡为尹奉吉树立纪念碑；6月26日12时36分，在汉城京桥庄寓所，74岁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身亡。

7月5日，韩国政府举行国葬，将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园，与尹奉吉墓并排而立，实现了两位英雄“日后黄泉之下再见，一醉方休”的盟约。

这肯定是上天另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