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测字算卦,怎样理解易经中的?
诸葛亮测字算卦，怎样理解易经中的？
《周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乾为庚辛周期，元、亨、利、贞就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元”是乙木生发，如同发现问题；“亨”是丁火融通，好比见解拔群；“利”是辛金履义，付诸实践检验；“贞”是子水沉淀，不断剥伪存真。
乾君是运转轴心：巽元是芸芸众生，养家糊口，望子成龙；兑利是起义的勇士，锐不可当；离相就是筹谋的军师，亨通不惑，是行动的纲领、讨伐的檄文，是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坤贞是成王败寇，因果相比，前事为师。
下面由如下洛书图详加讲义
十字中轴是主体，乾9是周期主宰（王侯将相），坎1是周期律（宁有种乎），甲3是基础（以人为本），丙5是礼教（法治是王道），戊7是可持续发展（损有余补不足）。震如同稚子，未知将来出息；艮好比功成名就，令名彰显于外，为震之镜像。
元利亨贞四维为用（由1出生，顺时针至6为归属结局），是乾天的四个阶段。其中巽元与兑利互为镜像：元为万物并作，观自然造化；利为霜天物竞，临天地不仁。
元为生发，如春风（解其纷，廉而不刿——兼爱而不乱性，不可得纷而害），为后天之本、体系基础：卯是生而自由、为生存权利；未是成长土壤，社会环境。
巽元如人之启蒙求学，生发成长；为饮食男女，私密本能；为低端人群，庸俗私事。此为人生初步，饱暖思淫欲，就此终其一生是为庸人，碌碌无为，醉生梦死，稍高境界是独善其身，淤泥不染。
利为勇往，如夏壮（挫其锐，直而不肆——率性而不妄为，不可得锐而利），为体系生力军。兑为辛金含癸水：辛金为锐利——为顺势而为、参与公转，助力社会进步；癸水为利益——为勇担义务，报效社会，为人口红利。
兑利如人之步入社会、参与竞争，江湖危险，各显神通；兑为进口，民以食为天，吃啥是公事，特供抑或转基因，关乎环境自身安全，人人可议；兑为公义、公民政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无振臂一呼之能，却可群鸡唱响天下白。能达此步是为勇者，平凡人生、精彩注脚，见义勇为，义无反顾。
亨为融通，如秋成（和其光，光而不耀——特色而不圣经，不可得光而贵），亨是融会贯通，标新立异、开山立派，以己之识助益众生。
离亨如人之成熟老练，脱颖而出：是学者著书立说，为民请命；是议员提案谏议，针砭时弊；是政客指点江山，解释主义。能达此步，是名仕精英，鹤立鸡群，特立独行；是高人大亨，出类拔萃，兼济天下。
贞为既定，如冬藏（同其尘，方而不割——独立而不孤立，不可得尘而贱），贞是正史定数，承前启后：子是必然趋势，是普世价值，尘默是金；丑是既成事实，是今世留给后人的的遗产、是历史的包袱：
坤贞如人之盖棺论定，是非功过，后世评说，或遗臭万年，或功在千秋。资治通鉴，返璞归真，为天下溪。能把其思想变成后世的文化基因者，唯圣贤耳。
诸葛亮刘伯温通晓天文地理八卦奇门？
有些人对物理感兴趣，有些人对数学感兴趣，有些人喜欢历史地理，有些人喜欢吟诗作画，这些虽然与命理有关，但是也是时势造英雄，我曾经与一位命理爱好者讨论过这两位历史名人，如果是生逢盛世，也不过是测字算命之流，同样的道理，当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杀了县长，成为一代名将，反过来，如果是今天有人拿两把菜刀杀了县长或是市长，那么就是杀人犯，一定会被判处死刑，还怎么成为什么名将，所以不管是诸葛亮还是刘伯温，他们的文化与当时的所学的都是一样的，应该还不如那些大学士，只是他们多学了一些奇门知识而已。
康熙题写的避暑山庄的避真的是天下第一错字吗？
看到这个问题，我只能呵呵了！
前些时候，也看到过类似的文章，好像叫：最著名的有错字的匾额，其中就有“避暑山庄”。
难道题字者真写错了吗？非也！他们之所以这样写并非故意而为之，而是按古人的写法很自然的写出，什么这个目的、那个原因都是后来人按自己的想法随意臆测而已。
这些匾额的书写者功力都很深厚，都有极高的传统修养，说明他们都经历过严格地临摹古帖，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功底。
反观那些认为写错的人，不客气地说，他们应该好好补补课了，不要不懂装懂，闹出笑话来。
给孩子取名简单些好？
各位大家好，说取名字，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了。人的名字都有寓意和代表，有些人更是将名字和事业，健康联系起来，搞得玄幻莫测，什么五行补益，梅花测字，笔画测命等等，所以，中国人取名字慎之又慎，既要好听，还有家长的冀望，还合易理。
先说说什么是名字:
名字其实是由名和字两部分组成的。就如西汉时期的汉昭烈帝刘备，大名鼎鼎的桃园三结义的老大哥，姓刘，名备，字玄德。可见字和名是不一样的，只是如今的人们习惯合称到一起，叫姓名了。
那么古代的字号是人人都可以取得吗？
当然不是了，字一般都是大人物才享有的专利，也是身份的象征。比如孔明先生姓诸葛，字孔明，号卧龙（先生）。
字号是怎么来的？有什么讲究呢？
古人的字号不是随便取的，身份和年龄都很重要，平头百姓是没有字号的。而且取字号需要成年之后。男子二十而冠，这个时候成年了，就可以取字号，女子十五笄而字女子的话就是十五成年，这个时候的大小姐们，就可以取字号了。
名字中，姓一般是不变的，除非一些特定条件下，如避祸、被赐姓、入赘等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发生改变，名字是由家里长辈来取，一般是由家族有文化的家族老人来取名。号则是自己来取的，如诸葛武侯，孔明先生的号卧龙就是自取的。后世逐渐有人开始给别人取号，以示尊敬。
那么古代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
这就跟礼仪有关系了，小时候，喊某人有事，就称呼某人的小名就可以，如二狗子，铁蛋等等。逐渐的人长大了，你再去喊人家二狗子，铁蛋狗蛋就不雅了是不，这个时候就要称呼大名了。再之后成年了，直呼人名字又不合适了，因为古代结婚的早，人家说不定娃儿都有了，出于礼节，这个时候就该喊人家的字号了，如找诸葛先生有事，就应该是这样表达：卧龙先生，薄学找您有事。你要是直接喊：诸葛亮，我来跟你谈点事。周围人肯定把你当傻子，哪里来的野孩子，没教养是不。尤其同级和下属，一般人，称呼长辈和这些名人的时候，都要避开名字，不能直呼其名。
古代的名字就那么回事，那么说说现代的名字。
现代的名字其实很简单，由三部分组成，姓，辈分，名，除非你是少数名族或者不尊传统。我们可以从长辈的姓名发现这个规律，如父亲的弟兄，都是一个辈分，名字都是最后一个字不同，爷爷辈也是。不管是亲的堂的兄弟，都是如此，这就是字辈。
字辈是一个家族历史的见证，可能现代的你没觉得有用，但是说不定哪天，你的后代就觉得你留下的几个字，几个故事就是他吹牛的资本。像现代的大家族曾家、孔家，知道几千年间，每个朝代时间，家族出了那些人，叫什么，做了那些事。到现在有些家族发达了之后，还去山西大槐树下续家谱。说不定某些年后，你的后代家族兴盛了，通过名字，名字的字辈就知道都是一个家族分出去的，一看字辈就知道该怎么称呼，是什么辈分的亲戚。
就如太原王氏一脉，字辈部分为：经、纬、雄、才、具，安、邦、定、国、荣，文、光、昭、盛、治，懿、瑞、振、家、声，那么如果你这一辈属于第三个字辈雄，那么你的兄弟和堂兄弟都叫王雄什么，父亲辈都叫王纬什么，儿子辈都是王才什么，其他类推。
那么现代人该怎么取名字呢？
出了姓和字辈，就剩下名需要我们去取，这个时候，取的字不要是生僻字，要不到时候你家娃儿上户口，办证件都很麻烦。打个夸张的比方，如领个结婚证，可能别人家王一王二王三王四，几分钟搞定了，你家生僻字娃儿，赵弋，赵児，赵壭，赵亖半个小时还整不出来，最后工作人员大手一挥，擦擦汗水，你明天来办理吧。明天去了，换个人还是整不出来，㣧㣧㣧㣧㣧㣧，打发后天去，后天又不行，哈哈哈。
所以取名尽量避开生僻字。然后选择寓意比较好的，搬开字典查一查，别是意思很不好，疾病名之类。其次再整体来读一读，不要有不好的谐音就行。至于什么合易术五行，还是算了吧，人有德，行的光明磊落，自己勤奋上进，比靠那虚无缥缈的东西实用的多。
最后说个名字笑话，真事。曾经有个同事叫毕运涛，你们已经想到每天早上点名的那种尴尬了，整个车间肚子都快笑破了。好的，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欢迎关注点赞！
你要怎样做才能防止被秦桧害死？
岳飞之死，历来被归结到秦桧身上。是的，秦桧是奸臣，但岳飞的死，责任人很多，不止他秦桧一个。
宋代自太祖、太宗确立文人政治后，士人登上权力的舞台，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政治利益集团，并成为宋代政治的主题，对可能威胁其利益的其他势力（主要是武人）均不遗余力地打击毁灭。
比如仁宗朝士大夫采取一致行动贬死了名将狄青，充分显示了文官集团强大的政治力量，武人必须绝对受制于文人官僚，这是士大夫的政治原则。岳飞之死是这个重要原则的重新贯彻。
媾和与士大夫的夺权之路
自靖康之难宋室南迁后，为抵抗金人侵略，皇帝和士大夫官僚暂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不得不依靠武人来摆脱灭亡的威胁。在对金作战中，武将地位上升，改变了北宋文武的格局。
“绍兴中（宋高宗年号），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多”。诸大将亦形成军阀之态势，如有什么岳家军、张家军及韩家军的称呼。特别让士大夫难以容忍的是武人力量在战争中崛起，其自信得到加强，一改北宋遭文人压抑之态。如韩世忠蔑视文人，常侮辱有家，并轻薄地称之为“子曰”和“萌儿”。
这充分显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可见“南渡以后，武臣卑视文士，正与北宋一般习俗相反”。
但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渐稳定，士大夫们立即就展开了对武将的夺权斗争。高宗是不是中行之主不好说，但这个人深谙权力驾驭之道，与秦桧因势利导，利用士大夫的夺权心理，积极与金人媾和。
媾和与夺诸将兵权是相辅相成的，后者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还远大于和议。因为这符合宋代重内轻外的政治原则。绝非仅高宗与秦桧有这个意图。媾和而解除诸将的兵权，也就恢复了士大夫昔日的政治地位。
当然，并非所有的官僚都赞成媾和，但绍兴八年确实是高宗与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共定“和议”为国是。虽然在媾和问题上士大夫意见不一，但在解除诸将兵权上却是非常一致的。比如，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因此激起了淮西兵变。而“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秦桧只不过完成了前人想做却没有完成的事情而已。
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对秦桧没有好感，却仍肯定其收回诸将兵权的功绩：“然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 ,欲更张 ,而终不得其柄。桧用范同策 ,而收其部曲。”
李心传的话其实就代表了士大夫的集体意识，而秦桧不过是实现了他们的政治欲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士大夫们是如何参与夺取诸将兵权，因为失去兵权才最终导致了岳飞的被害。
由于敌视武人的传统深入骨髓，加之诸大将之间的矛盾和军纪问题，士大夫对于武将的敌视态度并未因国难当头而有所减弱。还在金人南侵、宋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时，他们就开始盘算夺回兵权了。
比如当时的户部侍郎柳约在建炎初（那时候赵构还在四处跑路呢）就进言高宗说诸将提兵，各打各的旗号，将会有尾大不掉之患啊。建炎四年时，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更是上疏斥责诸大将，这份奏疏里面，把武将骂了个狗血淋头，简直就是一群祸国殃民。骄横跋扈的国家罪人，言辞之间杀气腾腾，不予余力地渲染武将的威胁，而且充分显露了对武将的敌视。
到绍兴时，这种情况就更加常见了，“所至驱掳 ,甚于外患”是士大夫们真实心态的写照。力主削弱武将力量，收夺他们的兵权，简直已经成为南宋文臣的共识。
因此，如果没有文臣官僚们的这种集体性的政治意识，高宗和秦桧想要很轻易地夺回诸将的兵权就要困难得多。所以在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后，给事中直学士范同就向高宗、秦桧献上“皆除（三大将）枢府，而罢其兵权”的调虎离山之计。
接着，参知政事王次翁又协助秦桧以犒赏柁皋之战为名，将韩、岳、张三大将召临安，以突袭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改诸大将屯军为御前诸军。至此，高宗终于秉承祖宗家法，与官僚集团联手再次将武人置于控制之下，南宋政治也重归北宋的传统。
而岳飞的杰出与威望以及对媾和的反对态度，终使其成为了武人失败的祭品。
若从宋代政治文化的深层分析，导致岳飞悲剧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合力，是两百年来，宋代政治的特色，岳飞之死其实是文人政治对武人排斥与迫害的继续，显示了他按按摩将本集团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惜牺牲整个王朝的前途。岳飞被构陷而死，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文臣陷害武人是宋代的政治传统。远的如北宋曹利用自杀、名将王德用和狄青同遭贬死，近的如曲端。
曲端之死其实已经预示了岳飞的命运，文臣张浚“惧其得士心”，就残害了这位杰出的陕西名将，张浚所为其实与秦桧置岳飞于死地并无本质区别。
历史并非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非黑即白。历史人格更具复杂性。宋代士大夫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但其文化人格并非完美，他们还有排除异己，为维护本集团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大局的另一面。
明末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文人政治的弊端：“怀皇袍加身之疑，以痛抑武夫。仅仅一狄青、王德用而猜防百至。岂无可用之人才哉？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 , 老死行间 , 无以自振。”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岳飞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么他的敌人，就是整个南宋王朝的精英集团，而非只有宋高宗和秦桧两个人。
这样的局面，想要不妥协的情况下找到生路，那么大概只有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正如《满江红》里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打破旧世界，把这种重文轻武的社会洗涤一遍，怕才是有可能吧。但是一个“忠”字贯穿一生的岳飞会这么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