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评价,觉醒年代大结局是什么?
陈独秀评价，觉醒年代大结局是什么？
大结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革命先烈誓死捍卫信仰。
陈独秀同即将出国考察的蔡元培在上海见面，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十分敬佩，汪大燮和吴稚晖也一同送行，但陈独秀和吴稚晖思想分歧巨大，并毫不客气地警告他不要再打延年乔年的主义，蔡元培提醒他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但亦可以为谋，要多同胡适和李大钊探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
李大钊和胡适动身来到上海，陈独秀高兴地拎着两坛二锅头，和他们来到山野间坐在草丛上野炊起来。胡适对《新青年》成为了党派刊物的现状很不满意，鉴于陈独秀要去广州任职，编辑部同仁想要将《新青年》迁去北京，但迁去北京后该如何处理众人又是众口不一。鲁迅提议由陈独秀自行决定，陈独秀于是提出《新青年》将留在上海由陈望道继续主持编辑，胡适不反对但他也无法说服和阻止自己的朋友，留下的只有遗憾和伤心。
陈独秀打开天窗说亮话，他和李大钊的共同理想和追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道路拯救中国，胡适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德国都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俄国共产主义才几年，他们如何能够断定共产主义在中国就行得通。陈独秀和李大钊坚信他们的选择，也相信这是中国和历史的选择，胡适虽持不同看法，但他也深感三人友情笃深，弥足珍贵。陈独秀说道他们兄弟三人应当永远坦诚相待，至于信仰和选择孰是孰非留给历史和后人评价。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来的刊物拿给延年乔年，延年和乔年已经发现了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他们已经通过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确认了马列主义才是中国的救国之路，决心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法国政府拒绝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吴稚晖更是以勤工俭学生程度太低无法自费为借口背信弃义地拒绝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入学，延年和乔年拒绝搞特殊誓与诸位学生共进退。周恩来和延年乔年带着学生进行抗议并面见吴稚晖，吴稚晖对于自己的行为百般狡辩，但他发布的里昂中法大学招生简介白纸黑字都在陈述着他的无耻。延年和乔年同吴稚晖彻底决裂，并告诉他自己已经抛弃了对不切实际的无政府主义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将是他们今后要坚持的信仰。
上海南京路花园内，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派党员李汉俊来同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和李林会面，他们提出要尽快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虽不能到会，但二人仍全权负责了此次会议的组织和会议安排，总共十三位中共党员即将抵沪。于是，1921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李汉俊接待着抵沪的董必武，并提出同志们推选他们二人和张国焘一起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文件，董必武一口答应下来。深夜，毛泽东敲开董必武的房门，董必武对新民学会毛泽东的名声也是早有耳闻。二人一见如故，董必武同毛泽东探讨起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而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的结果。
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一定会办的十分成功，陈独秀为自己无法见证这一时刻而深感遗憾。邓中夏掏出易白沙嘱托自己转交陈独秀的书籍，易白沙孤身前往北京刺杀徐世昌未果，愤然跳海自杀，陈独秀得知这一消息，坐在石头上良久心中悲愤难平。同时，赵世炎也从法国将《国际歌》的歌词寄回，最后那几句歌词就是乔年翻译的，父子三人终于要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陈独秀独自走着，念起《国际歌》的歌词，心中悲喜交加，眼中热泪终是落了下来。
北京亢慕义斋内李大钊组织召开形势报告会，长辛店的工人代表也一同参会。全国工人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五一时长辛店的工人们正式成立了铁路工人工会，而这并不是个例，各类型的工人团体都纷纷成立工会，在社会的舞台上工人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李大钊同时宣布一大已经成功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他说出自己的心得，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坚信百年后的中国必会证明他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一代代地有志之士，一个个拥有先进思想地新青年，他们为了救国图强的伟大理想，义无反顾地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方向，更影响了世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才开始了富强民主，人民幸福地伟大征程，那句革命先烈口中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会永远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热烈期盼和坚定信念。
那些大公无私的人想的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大公无私的人与我们中自私的人信仰不同，他们信仰共产主义。自私自利的人信仰的是"人不为已，天殊地灭。”
大公无私。集体的公，是集体主义;市、省的公是地方主义，国家的公是民族主义，世界的公是国际主义。所以大公是越个人，超国家的大公。称得上大公无私的思想首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倡导世界共产主义理想，世界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理的人，必须做到大公无私。
毛泽东继承、发扬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的大公无私。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毛泽东在这把大公无私阐释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无地域，无国界的。不但要解放中国的苦难中的中国人民，而且要解放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
張思德是一普通战士，做着艰苦的工作，不慎牺牲了。毛泽东把他的死比做泰山，因为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大公无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利益的，自觉的，无回报的。
我们的党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无私精神和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为全世界人民服务。当前全世界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一方面继续抗击疫情，一方面拿出医学专家和医疗物资，支援世界各囯人民的抗疫斗争。体现的是"世界共同体”，为全世界人民服务。
大公无私，是一种道德，是公有制社会条件下的一种自觉尊守的行为规范。是一个人坚信共产主义信仰、自党尊守的行为准则。
我们一般的人都有私心，只要私有制存在，家庭的存在，就会有私心。吃、穿、住、行等等私人生活的存在，就会有私心。这些是所有人共有的必要的私心，同时也是所有人共有的私心。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此而努力，共同创造出滿足每个人需要生存物资。这是社会、个人赖生存的必要私心，同时也是公心。这种私心与共产主义的大公无私并不是矛盾的，共产主义的大公就是要满足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私人必要要求。共产主义的大公反对的是极端个人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必要私人利益的侵害;反对的是生产資料私人占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无偿占有。
一般人的私心与大公无私的简单的区别:即一般人遇事首先想到自已，而大公无私的人遇私事首先想到他人，先别人后自已;遇公与私，先想公事，后想自已等等。共产主义的大公无私在资本主义时代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下，没有大公无私。因为工厂是资本家的，工人是打工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私，为个人，为资本家。资本家之间存在矛盾和竞争，工人之间存在矛盾和竞争，彼此“人不为己天殊地灭"。在这个条件下产生大公无私的人，是为工人的利益与资本家抗争的人。
一般人的私心与大公无私人的根本区别，信仰不同。
民国上海青帮是怎么样形成的？
我是梦话春秋，诚邀回答。
说到民国上海青帮，就会想到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亨。民国上海青帮不是通过他们三个人形成的，但是在他们手里发扬光大。他们借用青帮组织，笼络社会散人，平时他们在租界里向洋人低三下四，在租界外横行霸道，欺压普通群众。靠着黄、赌、毒敛财。他们结社成群，并制定家法，任意处置帮里成员。他们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好像世间没有摆不平的事。青帮是民国上海社会的一大毒瘤。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民国上海青帮形成的原因。
什么是青帮。这青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的罗清，根据现存青帮秘籍，青帮一般都认为明代罗清是其始祖。罗清在世时，曾经当运粮军人，因此他组建的罗教在运粮水手中得以传播。继罗清之后，在漕运水手中传播有江苏常熟人翁岩、山东东昌人钱坚、浙江杭州人潘清，明末清初时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三人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路过水手等借居其中，以至日久相率皈教。他们三人广收徒弟、大力造船包揽清朝的漕运，后来雍正到乾隆中叶，朝廷进行围剿水手罗教。铲平庵堂、驱散水手，这成为清代水手罗教向青帮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们由公开转向地下，罗教也被偷偷改成青帮，为了避讳大清，故意用青字。这是简单的青帮的由来。青帮是以拜师收徒弟为入帮方式，而洪门是磕头拜把子为入帮方式，有本质的区别。青帮后分为翁、钱、潘三支，他们传法与成份都不相同，不再一一表述。青帮的发展与漕运很大关系。他们依托漕运起家，主要在漕运中进行贩私活动。因为漕运水手的工钱十分低廉，并遭到层层剥削，水手们为了生存，进行贩私。为了寻求保护，进入帮会。因为帮会有家法，可以相互防止举报。
青帮的十大帮规：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扰乱帮规。三，不准蔑视前人。四，不准江湖乱道。五，不准扒灰放笼。六，不准引水带跳。七，不准奸盗邪淫。八，不准以卑为尊。九，不准开闸放水。十，不准欺软凌弱。
形成青帮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特点，有水运码头。因为青帮的起家就是漕运，凡有水运码头就有青帮。有利益分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如果这个地方穷得鸟都不拉屎，青帮也不会出现，它的出现，首先有利益，并且能控制利益，分配利益，要不然青帮的人吃什么。低层人员聚集。出苦力的地方，最容易产生帮派。大家聚集一起容易产生矛盾，只有帮派能帮自己解决。况且低层人员好控制，不像读书人有自己的思想。政府管理不到。我们现在称为黑社会，青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政府管控的触角还有漏洞。有利于他们生存的土壤，他们能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乱世。罗教的由来，就是明末清初，朝廷更替时的产物。在雍正与乾隆年间遭到打压，而在清末民国初年，青帮又开始盛行。民国上海的青帮怎么形成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一，租界的产生。
1840年，英国以战争的方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要向英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上海。上海通商，大量的外国人涌了进来，为了他们在中国活动建立据点，1845年，清政府与英国领事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南至洋泾兵、北至李家场、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一块面积红830亩的土地被租借给英国，每亩地年租金1500文。等于白送英国。这是中国第一块租界。
在英国人带头下，1848年美国人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租界。1849年法国也成立租界。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上海至少有十余个国家成立租界，只是英、法、美比较大比较出名。自从有了租界后，上海就变成了联合国了，这样地方怎么管理，租界外犯的法，只要跑到租界里，中国的警察就不能抓。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敢于犯法的人生存。青帮，在上海各个租界都有自己的人。黄金荣就是法租界的巡捕，他是做包打听起身的。如果没有租界，青帮活动范围很小的，因为租界他们活动的地盘扩大。
二，上海的码头。
1855年，黄河发大河，运河改道，漕运停止。在运河威风一百多年的漕运青帮们傻眼了，不能运粮了，干什么去。大约四万名水手失业，有的很多参加了太平军或者捻军，或者自己当土匪。但是那都不是他们专业。上海开埠后，很快成了全国海运河运的中心，失业的水手与船工很快聚集到了上海，这其中有青帮的头子叫徐宝山，他在带领青帮在上海站稳脚跟，死后，他的两个徒弟，张仁奎、高世奎，把上海开发成青帮的总舵。青帮过去只水运上吃饭，从不沾陆地，可是随着青帮人员发展越来越多，到杜月笙时，他的手下曾高达二十万人。面对生存的威胁，青帮好多人加入到陆上的偷抢、贩毒、赌博、妓院、军火、贩卖人口、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中。当初青帮内部制定的十大帮规也就废了。
三，鸦片的利润惊人。
1838年，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在上呈清帝的奏折中写道：“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响之银。道光皇帝允许林则徐虎门销烟。而远在万里的英国，因为中国的禁烟运动，而无法获利，决定出兵摧毁中国禁烟决定。第一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由此可见，鸦片的利润是多么的大，可以用武力保护这种利益。在中国罪恶的鸦片贸易中，上海是核心性的地位。在长达数百年的近代史中，上海都是中国的毒品交易中心。这条黑色的产业，是帮派争夺的焦点，也是他们生存的根本。上海鸦片的价格是同等白银的七倍，利润惊人。
谁控制鸦片等于谁控制了上海经济权。青帮早就眼馋这块肥肉了，鸦片的进口主要控制在英法的洋行，他们从印度购进，在吴淞口卸船。而在上海批发零售是潮州帮，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中，帮助了清政府，所以清政府把鸦片经营权给潮州帮。看到潮州帮在烟土贸易中吃香喝辣的，青帮决定向潮州帮出手。青帮的大八股党，利用在租界的关系，他们开始“抢土”。商人们为躲避军警的检查，少交税金。涨潮时把北装满麻袋的鸦片抛入江中，然后等退潮时再到商人再雇人到用小船捞取。而青帮知道后也安排人去江中用挠钩捞取。渐渐地，青帮控制了上海的鸦片交易，后来又出现了以杜月笙为代表的“小八股党”，他们出手更狠，直接明抢。青帮的大部分开销，都是靠烟土获利来的。他们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夜上海生活，都是建立无数人的痛苦上的。
四，上海是高官达贵的欢乐场。
上海的青帮形成有历史原因，但由毕竟是地下组织，走上地面光明正大开香堂收徒弟，当“老头子”，还是需要达官贵人们的支持。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就是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中华民国总统的儿子是青帮头子。这在当时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而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也听说，也只能任由他去。加入青帮后的袁克文在上海就有靠山，他在上海放心地吃喝嫖赌起来。
被迫下台的黎元洪1923年9月11号南下上海，与多位议员商讨国是。到上海受黄金荣等殷切欢迎，对黎元洪无微不至的关怀。黎元洪特意将一套崭新的陆军上将服赠送给黄金荣。这一套将军服一直被黄金荣当宝贝一样的收藏着。前面说上海早期青帮头子徐宝山，让清廷给招抚，任两淮盐务缉私统领。辛亥革命后升为江北巡防营统领。这样的人，明是朝廷命官，暗处是青帮头子。东北少帅张学良去上海避风头，因为他丢了东三省，全国人民都在指责他。到了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全程接待，并把张学良接到家中，负责他的人身安全，上海“斧头帮”帮主王亚樵要杀张学良以谢国人，这其中全靠杜月笙周旋才得以安全。连堂堂的少帅张学良到了上海都要寻求青帮的保护，由此可见，青帮在上海的势力范围之大。
以上几点，是上海青帮形成的原因，在上海开埠之后，有繁忙的水运码头；各种租界形成各种保护伞；有全国剩余的劳力都涌入上海淘金；有利润惊人的鸦片贸易；政府根本没有监管；又正逢民国初年乱世，一切太适合青帮生存的土壤了。再加上各路达官贵人们对上海青帮的爱护，如果给青帮添满肥料，所以在民国上海青帮可以说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国民党为什么不剿灭上海青帮呢。国民党的所有高官或多或少的都与青帮有着各种联系，早期蒋介石在上海混时，就通过虞洽卿入了黄金荣的门下。后来蒋介石当时北伐总司令时，黄金荣主动又把那张门生帖子交给蒋介石。国民党的前身无论兴中会、华兴会、同盟会都与帮派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早年是美国檀香山入的是洪门。在蒋介石4.12清党时，就是利用青帮打击共产党。
4月12日，凌晨两点半，帮派会员约1.5万人，从杜公馆和其他地方倾巢而出，他们直接对工人纠察队开火，因为黄金荣说了，每杀死一个共产党赏大洋十元。在4.12清党后，蒋介石又单独接见杜月笙，让他帮上海的治安弄好。蒋总统明着是全国人民的总统，有着自己军队，暗地里还是这些青帮头子保护伞，因为有许多不能用军队出面的事，都让帮派去解决。这些帮派分子都是他手里的亡命之徒，是他好用的棋子，他怎么能舍得扔掉呢。
无论什么样的帮派，它有着怎么样的口号，它带给普通老百姓的只能动乱的生活，所谓的利益是能被最上层的人瓜分到，底层帮派会员只能卖命。我们看到民国的上海，各个帮派头子，在灯红酒绿的夜上海里，吆三喝四的，人五人六的，美女的左搂右抱的。
其实更应当看到上海里有多少人卖儿卖女，有多少人在要饭，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上海的赌场有多少，烟馆有多少，国家是什么样，民族是什么样，没有人关心，民国上海的青帮们只关心，他们能从鸦片里赚多少利润。国土都沦陷一半了，大上海依然莺歌燕舞，帮派是最自私的产物，它严重阻碍社会文明进程。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解放上海，上海青帮三大亨的结局，就是旧上海帮派的结局，黄金荣先写下悔过书登在《文汇报》上，然后扛着扫帚每天早晨扫大街，曾经叱诧风云的青帮老头子被人民改造了。
当时，躲在香港的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后，说，这上海已经不是过去的上海了。张啸林因为投靠日本人早在1940年被国民党给除掉了。这是上海青帮最后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帮派被彻底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如何评价苏曼殊？
民国传奇僧人苏曼殊，一生贪吃，嗜糖如命，最后却因暴饮暴食去世。
他曾三次出家，三次还俗，最抵不过食物的诱惑。无论吃什么，苏曼殊都要尽兴吃个够。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让他每次大吃大喝后，都要病一场。
有一次，苏曼殊到朋友家里做客，一个人就吃了四个人的食量，因为撑得不行，临走时他这样跟朋友说：我三天后再来。
一、做客吃四人份食量
对于吃这件事，苏曼殊是十分痴迷的，如果他称吃货第二，应该没人敢称第一。另外，苏曼殊要不暴饮暴食，要不就几天不吃，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有一次，苏曼殊应邀去朋友易白沙家里做客，用餐的时候，他一共吃了一碗炒面，两盘虾脍，还吃了十个春卷，外加一些糖果等小零食。
由于苏曼殊吃东西时狼头虎咽，让易白沙觉得他肯定是生活艰难，没钱吃饭，便再次邀请他第二天也来做客。
只是平时暴食惯了的苏曼殊，知道自己身体肯定会不舒服，便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须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无独有偶，苏曼殊有一次去帮人写条幅，主人留他吃饭，还准备了鲍鱼招待他。只是这家人不了解他的习惯，只准备了一盘。
苏曼殊吃完这一盘的鲍鱼后，心里还想吃，却又不好意思直说，便自己跑去买了三盘，吃得干干净净。
晚上回家后，他肚子疼痛难忍，拉了一晚上的肚子不说，愣是休息了好几天才恢复。
实际上，苏曼殊也知道如此暴饮暴食对身体不好，只是他悲观厌世，不知何去何从，只能借吃来自暴自弃，自我折磨。
二、日食冰水五六斤
鲁迅曾说过：“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
此人，便是苏曼殊。
苏曼殊贪吃起来，连冰水都不放过。当时他在日本留学，十分沉迷于吃冰水。只要一有时间，便会去周边的冰店里，喝上个五六斤的冰水。
有一次，苏曼殊因为喝了太多的冰水，导致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人们都以为他死了。
人们担心他，便去房间看他，看到他还有呼吸，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然而，无论头一天喝冰水多么不舒服，第二天苏曼殊还是会去冰店里接着喝。因为吃冰太多，他的肠胃也是被搞得一团糟。
苏曼殊吃东西是不加节制的，喜欢吃的东西，一次性要吃个够。在日本期间，他还喜欢吃生鱼片，并且自创新吃法，用糖和醋拌起来一起吃。
有一次，苏曼殊的一个日本朋友请他吃生鱼片，他一次性吃了三斤多，仍然意犹未尽。
有人听说苏曼殊食量惊人，便跟他打赌要吃完六十个包子。结果他不但不拒绝，还真的吃完了。
当时，苏曼殊吃到第五十个的时候，已经有些吃力了，朋友担心他的身体，就劝他不要吃了，让他认输，没想到他不愿意停下来，因此还跟朋友吵了起来。
三、消极厌世，用食物逃避
苏曼殊最爱吃的食物，还是糖。
他自称“糖僧”，可以一天吃酥糖三十包，为了吃糖，甚至把自己的金牙齿敲下来去换钱买糖。
因为暴饮暴食的生活习惯，苏曼殊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住院期间，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在吃糖了。
只是，对于嗜糖如命的苏曼殊来说，不让他吃糖，比让他死还难受。他总是背着医生跑出去，买各种各样的甜食吃，他的肠胃病，在这样的折腾下越来越严重。
最后，苏曼殊也是死于肠胃病。
他去世后，床下面藏着许多糖纸，还有一些没吃的糖。
事实上，苏曼殊的暴饮暴食，只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
当时的陈独秀，看懂了苏曼殊的厌世情绪，曾说：“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它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在许多的朋友中间，像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
正是因为长期处在挣扎的边缘，苏曼殊才会三次出家又三次还俗。他深陷红尘的泥沼，一次次想要拜托俗世遁入空门，最后又斩不断情缘，选择还俗。
正是这种巨大的孤独和空虚，让苏曼殊不得不以食物来逃避现实，获得短暂的满足。对于他而言，最后的离开，也是一种解脱吧。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
